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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通新旧雅俗的学界常青树 ——范伯群评传 (上)

2017年10月13日 15:00 黄诚 点击:[]

 

 

我是一个文学家,我带着痛楚的同时又是愉快而骄傲的信念说出这句话:我为......文学献出了我的生命和我的血。 ——别林斯基

1957年初夏,两位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发表了他们第一次合作的文章——《郁达夫论》。收到《人民文学》编辑部的来信后,作者之一的曾华鹏兴奋之余,在送给好友范伯群的一本书上挥毫写下了别林斯基的这段话。物转星移六十秋,当初的文学青年都桃李满天下了。如今,曾先生已驾鹤而游, 范先生亦是白发苍然。抚今追昔,我们依然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这段话中飞扬的文学激情和青春之梦。因此,在写范伯群先生的评传时,很有必要提到另一个人的名字,那就是他 的同窗好友和合作者——曾华鹏。他们早年有着亲密无间的合作,一起发表过数十篇论文, 共同出版了五本专著,以至于文坛上不少人误以为他们是“夫妻挡”,成就一段知音琴行般的文坛趣话......

共同踏进复旦的大门

范伯群于1931929日出生在浙江湖州的一个教师之家。父亲是 1926年苏州东吴大学数学系的毕业生,母亲是景海女师幼儿专业的学生。在他出生前11,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愈演愈烈。对于儿时的经历,范伯群曾说过 :“我刚懂事时就遭逢日寇侵略,从小就过着逃难流离的生活,没有一个安定的学习环境, ‘幼功’练得不好。”这恐怕是他们那代人的普遍遭遇。

1945,14岁的范伯群随父母举家迁往苏州。他家与苏州有很深的渊源,不仅其父是苏州培育的学生,其母家更是老苏州。虽说苏州与湖州隔太湖而相望,然而地势环境却大有不同。当时的苏州称吴县, 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达。苏州城内河道纵横,13世纪的《马可·波罗游记》中即有东方威尼斯之誉。对范伯群来说,苏州给予他的最大影响还 是它深厚的文化底蕴。近代以来,苏州就出了俞樾、王韬、顾颉刚、叶圣陶等一大批学者、作家,还有南社诸子的诗酒风流。除此以外,苏州的通俗文化亦非常发达,冯梦龙、凌初的“三言二拍”,弹词昆曲的才子佳人,鸳鸯蝴蝶派的 缠绵悱恻,这些,都对少年范伯群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是其后来治学贯通新旧雅俗的文化根基之一。

1951,范伯群考入了复旦大学中文系。对于学中文, 他曾讲到其中原因:由于喜爱文学,他读小说读成了近视眼, 根本看不清数学老师授课时在黑板上演算的公式,导致数学成绩比较糟糕。但他并不想请父亲为他补课,而是一心想当作家。这一年的复旦大学中文系在全国仅招录18,其中曾华鹏和施昌东就成了他经常相互切磋的好友。第一年的训练很严格,基本上没有礼拜天, 除了读书还是读书。曹雪芹、鲁迅、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一本接一本地读,有的过去曾读过的,现再以中文系学生的眼光重读。节假日学校图书馆若不开门,他就在学校大草坪的阳光下读。入学第二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复旦大学中文系既迎来了新的同学,也迎来了新的老师。范伯群这一届的同学由18位增长到30多位,老师也增加了许多位,其中就包括对范伯群影响至深的贾植芳教授。当时的贾植芳受聘于震旦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528,震旦大学中文系并入复旦大学中文系,贾植芳也随之调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和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那一年,贾植芳仅38岁。到复旦后,贾植芳开设了 “现代文学作品选读”“写作实 习”“俄罗斯、苏联文学”等课程。在写作教学中,贾植芳将全班30多位学生一一请到家中,悉心指导。范伯群由此进步很快,并对贾先生产生了“不一样”的感觉。贾先生每次上 “现代文学作品选读”时,总带一大沓参考书,有中文的, 还有英文与日文的,每当涉及这些外文资料时,他就边读边译,这大大拓宽了范伯群他们的视野,使其明白做学问就得博览群书,就得在广泛搜集前人论点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新见解。受过如此独特的“学术启蒙”后,范伯群对贾先生是彻底拜服,从此成了贾家常客。每次去贾先生家中,贾先生总能对范伯群提出启发性意见和 建议,鼓励他应该在何处下功夫,才可更上一层楼。范伯群除了学习成绩优异外,还是长跑运动员,一直是系里的长跑冠军。长跑需要的是坚韧的意志力,这似乎是他后来能成为学界常青树重要素质之一。二十出头的范伯群,风华正茂, 与章培恒、施昌东、曾华鹏并称中文系四才子。四人中章培恒是重点攻读古典文学,余下三人则致力于现代文学。当时, 施昌东是团支部书记,曾华鹏是班长,范伯群是系学生会主席,诸君品学兼优,可谓群英荟萃。对于他们,不唯贾植芳先生寄予厚望,时任中文系主任郭绍虞教授也殷望甚深,还有给他们讲授中国文学史的刘大杰教授,同样把他们视为后起之秀。起初,经贾先生推荐, 范伯群、曾华鹏、施昌东留校任教。能继续受教于敬爱的贾先生,与知交好友一起从事自己热爱的文学事业,他们的前途似乎一片光明!

孰料天有不测风云,个人的命运总要被历史所捆绑。就在他们即将毕业的当口,贾先生被打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锒铛入狱。而从未见过胡风的范伯群、曾华鹏和施昌东,由于和贾先生关系密切及其好意推荐,也莫名其妙地成了胡风分子。说来好笑, 施昌东被关进了监狱,后来才 听说是因为他与家乡温州的一个托派头头同名,算是误抓。被误抓的施昌东,在狱中被人勒令交代他与贾先生的关系。至于范、曾二位,当时的团总支部书记邓绍基私下向他们透 ,组织上决定要给他们以警 告处分,要他们做好心理准备。50 年代的大学生视政治生命高于一切,这样的处理结果无疑于当头棒喝。只是谁都没有料到,等到开会时,警告处分变成了开除团籍。总支部书记邓绍基在宣布这一组织决定时,声音紧张得发抖,念了两句就念不下去了,最后硬着头皮才念完了处分的决定。大家无法理解,女生中甚至呜咽一片。同学们想不通:何以一向受大家爱戴的贾先生一夜之间成了敌人,成了反革命分子? 何以同窗四载的好同学竟然进了监狱,就连系学生会主席和班长也都成了罪人,要从团里开除出去?经三个月的审查后,灾难依旧没有消停:他们原来的分配方案全被改了。他们只能在痛苦中煎熬,眼睁睁看着一个个奔赴工作岗位的同学离去,又看着一批批新同学进来。他们也从原来的宿舍被撵了出来,搬进了专供审干、 肃反中有真真假假问题的人们住的草棚。直到国庆节前,他们才遇到“大赦”:曾华鹏被分到扬州财经学校,范伯群被分到南通中学;章培恒曾是地下党,如今被开除党籍 ;施昌东的“性质”与范、曾相类,却进了监狱。

临行之际,曾华鹏与范伯群决定到南京路一行,以向四年上海生活诀别。他们在南京路上的王开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立誓这一生两人要相互搀扶:我们进校的志愿就是要终身研究文学,我们同有一个作家梦,我们一定要努力回到研究文学的岗位上去。后来范伯群再看当时的照片时说:活脱两只“惊弓之鸟”!那时候, 学校领导找他们谈话,提醒他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工作, 可能会遭到歧视,要他们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面对人生中 非同寻常的第一课,他俩的心凉透了——出师未捷,理想幻灭,前途未卜,无限惆怅堆积心头。

转折——意志力结硕果

19563,急性子的范伯群听说曾华鹏身体不大好,就连夜带了一瓶鱼肝油赶到扬州来看望他。无需寒暄客套, 两位文学青年漫步于瘦西湖畔,重申各自的文学理想:虽时代风云激荡变幻,但从小就树立的文学之梦绝不会稍经风雨就悄然破碎。挚友间互诉衷肠,使他们更加坚定了自己的 梦想,心中暗暗立志: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坚定地走下去。同时,他们两人决定合作——风雨飘摇的时节,有一个人与你相互扶持,并肩而行,是何等重要啊!所谓人生得一知己也莫过如此。谁也不知道,他们的这个决定竟然能够持续半个世纪之久。他们相约要大干一场,并决定先从各自的毕业 论文改起。在复旦大学第三年下学期,贾植芳先生为范伯群、曾华鹏和施昌东出了三个毕业论文的题目:《朱自清论》《郁达夫论》和《王鲁彦论》。其中曾华鹏做的是《郁达夫论》,范伯群做的是《王鲁彦论》。当时,王鲁彦的夫人覃英正好在上海著名的市立女子第三中学任校长。为了搜集详尽的写作资料,范伯群就到她家中去拜访她。王鲁彦的《野火》(他计划中的三部曲之第一部,又名《愤怒的乡村》) 出版后,他曾在桂林的《广西日报》上连载过第二部《春草》的片段。那时的《广西日报》是用土草纸印的,寻找《春草》着实花费了不少的功夫。然而等文章初稿写出来了,恩师贾植芳先生尚来不及审读就因戴上了“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而身陷囹圄,毕业论文也就搁置下来了。

由于时间紧迫,两人无暇细谈,只能匆匆分离。不过这次离别与半年之前的分离有了质的不同。他们不再酸楚茫然,而是有了人生目标和动力。回到各自的单位后,他们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按照拟定的方案开始动手修改各自的毕业论文。没有老师指导,他们就相互商量着解决。这一时期,他们通信频繁,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毕业论文的修改。在写出初稿后,他们又互相交换着提意见,交换着修改。经过努力,两个月后,两篇论文终于修改完成了。暑假到了,由于曾华鹏长久没有回福建老家探望父母了,范伯群就力劝其返乡探亲,而自己则主动担起了两篇论文共十二万字的定稿与誊写任务,然后寄到《人民文学》编辑部。不久他们收到了编辑部共七页纸的长信,信中说决定先刊发《郁达夫论》,但文章较长,需压缩到四万字,并对这篇文章的进一步加工、修改提出了具体中肯的意见,而《王鲁彦论》也会随后发表。当年寒假,二人一起来到苏州范伯群位于濂溪坊的家,全力修改《郁达夫论》。他们就像拼了命一样,每天都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晚上常常加班到两三点......直到整个寒假结束。

两位青年第一次合作的文章就这样在身处逆境时问世了,他们的激动可想而知,正如他们后来说:“捧着刊物, 如同捧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1957年《人民文学》第56 期合刊上,除了四万字的《郁达夫论》,还有副主编秦兆阳在编后记中勉励话 :

作家论是我们盼望已久的, 郁达夫又是“五四”以后有独创风格,有广大社会影响的重要作家。文中对于郁达夫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是有独到见解的。我们愿以发表《郁达夫论》作为一个开始,望有志于此者,能够对 我国现代以及当前的许多作家进行深入的研究。据所知,作者并非专门从事文学研究的,而是两位中学教师,可见繁荣文学的社会潜力,是广泛存在的,这是令人感觉可喜的事。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第一篇专业的现代文学作家论, 是继20年代茅盾发表多篇作家论后的第一声回响。贾先生在狱中看到两位弟子论文的目录广告,异常欣慰,这是他入狱以来得到最好的消息之一。当时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学生都奔走相告,说比我们只早一两届的师兄能发表这样的文章,我们应该也可以。论文发表后国内轰动,在国外也有反响。后来捷克汉学家安娜·多勃诺娃在《论郁达夫文艺作品之特征》一书中指出:“曾华鹏、范伯群的《郁达夫论》是篇相当翔实地论述郁达夫的论文,这篇论文比较集中地论述了郁达夫的政治态度和他的作品的进步的革命内容”,是同类论文中“最有分量”的一篇。时至今日, 两位年逾花甲的老教授,谈到他们第一篇论文的发表时,仍感到万分欣慰。范伯群说, 篇文章的发表,使他们有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曾华鹏称之为他俩人生道路上的 “一大转折”。不仅如此,江苏省文联的负责人从文学界老前辈严文井那里得知,发表该文的就是两位江苏的小青年。他们几经周折,找到了曾华鹏和范伯群,并把他俩双双吸收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其后, 曾华鹏被调到扬州师范学院, 范伯群则进了江苏省作协理论研究室。

继《郁达夫论》之后, 1962,范伯群、曾华鹏在《文学评论》上又发表了一篇力作——《蒋光赤论》。承蒙编辑睐,他们又应约写了《冰心论》 (1964年在《文学评论》上发表时,何其芳认为文章只谈了冰心的创作,对于她的翻译活动、社会活动均未涉及,因此他们将题目改为《论冰心的创作》)

清醒的“地下写作”岁月

19651110,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在那个说方便方、说圆即圆的年代, 多半作家被打倒,成了文艺黑线人物,成批的文学巨著被批成“毒草”,相关的研究者也随之遭殃。一直从事现代作家作品研究的范伯群、曾华鹏自然也无法幸免。他们的文章选题受到非议 :为什么不研究无产阶级作家作品,偏偏对小资产阶级作家作品情有独钟?什么感情?什么立场?一夜之间, 他们也成了无数个文艺黑线人物中的一员。为此,“文革”十 ,范伯群历经坎坷。“文革”开始之初,范伯群就从江苏省作协发配到镇江六摆渡“五七”干校劳动,后又到丹阳练湖农场等地“五七”干校,劳动的 内容有时就是喂猪,个中艰辛, 实难道尽。这一待就是整整4个年头。1973 年开始,情况稍好一点,范伯群被下放到在苏州远郊、前身是劳改农场的 四十二中任教。但是时间不久, 他就再次“移动”,当年11, 到苏州市文化局下属的文化馆坐冷板凳。

这种遭遇对于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可能不算什么, 但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没有比不让读书更加痛苦的了——心灵熬煎远胜肉体磨难。然而范、曾二人的与众不同之处在 ,他们的抗压能力超强。面对政治的风浪,文学事业是最好的慰藉和港湾。1969年的一天,已在镇江六摆渡“五七”干校隔离审查了近一年的范伯群终于“安全过关”。在一个无人注意的节假日,他独自一人骑着自行车来到江边,面对江水,他思绪万千,最后决定坐着轮渡去找好友曾华鹏,再续那段割舍不断的文学情缘。事后范伯群回忆说,我当时有种想飞的感觉,那种急切间想要见到华鹏的感觉,多少年后回想起来还是那么真切。从镇江六摆渡到扬州师范学院,不算在渡轮上的时间, 骑自行车就要三个小时,范伯群是一口气到达的。瘦西湖畔, 这对难兄难弟又相聚了。他们互诉着内心的抑郁、苦闷和惶惑。倾诉之余,他们同时表达了不能任岁月蹉跎的决心。此刻,他们都想到了一个人——鲁迅。因为“文革”期间, 有的作家都被打倒了,一个个成了牛鬼蛇神,只有鲁迅还在飘摇中屹立。《鲁迅全集》是当 时可以公开阅读的两种书籍之一,另一种是《毛泽东选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别无选择,只有鲁迅是可以公开讨论研究的。对于鲁迅研究,他们决定不再按照以前作家论的方式,而改用作品论,对鲁迅小说逐篇研读,进行分析。在这 次会面中,他们对研究活动定下了几条“规矩”:第一,进行鲁迅研究不是为了发表,他们的研究只是要找点事做,不能浪费青春;第二,对鲁迅作品 要做纯学术的研究,不能受当时公开发表的鲁迅研究思路的影响;第三,对鲁迅作品的研究要以探究鲁迅小说写作的原意为旨归,鲁迅写作的初衷是什么?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 这是他们研读鲁迅作品的一个核心主题。为此,他们提出了“以鲁释鲁”的方针,开始时每研读一篇小说就看一遍《鲁迅全集》,从他的诗歌、散文、日记、书信,特别是杂文中去找小说中与之相通的写作原意,作为论述的佐证;同时也参考一些可靠的回忆录等去得到启发;第四,每篇文章要精雕细琢,要把文字写得漂亮,要进行细致的艺术分析。

回到各自的单位之后, 他们就开始了清醒的“地下写作”岁月。他们白天和其他人一样规规矩矩地读上面规定的《毛泽东选集》和其他马列经典著作。晚上,趁无人的时候他们就偷偷地通读、精读鲁迅的所有作品以及同时代人若干可靠的回忆录,从中详尽地去探求鲁迅每一篇小说的创作原意。为了充分掌握历史资料, 他们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四处搜索。一些有价值的资料, 他们就一个字一个字地用心抄写。个中艰辛是现在的文学青年们难以想象的。没有复印机、没有电脑、没有电灯电话, 所有的一切都要他们一点点地去搜集,故纸堆中弥漫的灰尘呛人口鼻,破旧的窗棂间透着微弱的光,这里没有半点诗情画意,有的只是坚忍不拔的辛苦劳作。以鲁迅小说《药》为例,他们可谓是下足了功夫。

为了研究《药》中夏瑜的形象, 他们翻阅了大量有关辛亥革命前后的史料 ;为了研究《药》结尾处“安特莱夫式的阴冷”, 他们找来安特莱夫的作品一点点地细读,深入体会他那阴冷的风格,然后再次细读鲁迅的《药》,反复对比,反复琢磨。直到1977,他们才对《药》一文的艺术构思进行了真正他们认为满意的解读。

十多年的艰辛研究,反反 复复的修改打磨,他们从青年 熬成了中年,也熬出了大量的很有新意的鲁迅研究文章。当 “文革”结束后,他们把十多 年里写作的鲁迅研究文章稍作整理,一下子就抛出了十几篇有关鲁迅小说的“作品论”。特别是1978年《文学评论》复刊, 当时编辑部想要刊用一篇批判色彩稍淡而文学气息浓郁的学 术性文章。这时,他们收到了范、曾二人倾十年之功打磨而 成的《论〈药〉》一文,不由眼 前一亮,这篇文章把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奠基者——鲁迅, 从各种歪曲中拉回到了庄严的文学艺术殿堂里。这篇文章最终刊发在当年《文学评论》第4期上,好评如潮。对于鲁迅研究,经过半个世纪的积累, 学术成果众多,研究大家迭出, 当时鲁迅研究“饱和论”“极限论”大有市场。没想到范伯群、曾华鹏的“论鲁”文章横空出世,言前人所未曾言、未尽言、 未敢言,新天下之耳目。

刚刚粉碎“四人帮”不久,在人们精神上政治桎梏顿解、却仍余悸尚存的日子里, 读这样的文章,确如面临清秋 之疾风,一下子吹掉许多令人气闷的多种形式主义的积存, 看清肆意歪曲的阴谋之心。而在学术空气日渐浓厚,许多新的理论日益为人们重视、接受和运用的今天,再读他们的作 ,不能不为他们十几年间不 断前进的脚步感到惊讶。二人多年中磨炼出来的二十七篇关于论述鲁迅小说的论文,198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以 《鲁迅小说新论》为标题结集 出版,成为纪念鲁迅逝世50周年的亮点之一。《新论》出版后,《人民日报》《文艺报》《鲁迅研究》等报刊纷纷发表署名文章,介绍他们的著作, 称赞他俩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中的佼佼者。

默契合作,堪称文苑佳话

《论〈药〉》发表之后。19785,范伯群从苏州市文化局下属的文化馆调入江苏师范学院(1982年更名为苏州大学)工作。曾华鹏也回到了 扬州师范学院。两位好友在合作撰写“论鲁”文章的同时, 也专注于精英文学中的作家作品研究。短短数年间就有《王鲁彦论》(1980)、《现代四作家论》(1981)、《冰心评传》(1983)、《郁达夫评传》(1983 )等专著问世。其中特别要提及的是《王鲁彦论》。《王鲁彦论》是大学时期贾植芳先生为范伯群所出的毕业论文题目,当时他深思熟虑, 力搏兔,写出了六万余字的论文。然而初稿完成之时贾先生却戴上了“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帽子而入狱,论文也不可能让贾先生阅读点评了。1956,范伯群又花了整 整一个寒假夜以继日地对毕业论文《王鲁彦论》进行修改, 寄给《人民文学》编辑部。编辑部在回信中决定先用曾华鹏的《郁达夫论》。《郁达夫论》刊发之后,范伯群立即着手对自己的《王鲁彦论》进行再次修改。可是56月合刊的《郁达夫论》发表之后,7月马上迎来了反右斗争,《王鲁彦论》自然打了水漂。于是他们二人就将这篇论文再扩充成一部专 ,1963 ,十多万字的 《王鲁彦论》定稿。当它即将和读者见面时,一场空前的“文革”浩劫又使它失去了出版的机会。十年之后,曾华鹏突然 接到一个包裹,打开一看,原来是《王鲁彦论》的原稿。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上海文艺出版社文艺理论组的同志在那横扫一切的动乱年代,竟将这部书稿完好地保存着。“四人帮”垮台后,出版社表示愿意出版这本书。这样,在写出初稿后的二十多年以后,这部著作终于见了天日,成了他们二人出版的第一部专著。当曾华鹏收到散发着油墨清香的《王鲁彦论》时感慨万端地说:“我和伯群为它等白了少年头!”《鲁彦论》出版之后,上海《书林》杂志就该书发表评论说: “这本书对现代作家王鲁彦的生活和创作道路作了精当的介绍和透辟的分析。这是一部颇有特色的不可多得的作家论专著。”香港《大公报》、日本《季节》杂志对《王鲁彦论》也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当时,贾植芳先生也已落实了政策。范伯群在赠贾先生书的扉页上写道:“先生,您布置的作业到今天才向您交卷......”其中多少辛酸难以尽言!

随着论鲁文章的不断问世,范伯群、曾华鹏也得到越来越多学界人士的关注。大家注意到,自从进入文坛以来, 两人的文章和专著都是以共同署名的形式出现。大家送给他俩“文坛双星”“文苑双打选手”的美誉。对于文学研究来说,偶然的合作是可以的,长期的合作则十分罕见,就是亲 生的兄弟也鲜有此例。在共同写作文章的时候,他们没有固定的模式,往往会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这篇文章如何共同“研发”。一般来讲,当确定了选题之后,他们会先各自阅读相关的资料和书籍,然后在一起进行充分的讨论,统一双方的意见,再根据情况决定由谁执笔。执笔的人写出初稿之后, 另一个人再进行修改。这种修改不是一次完成的,往往需要 反反复复多次进行。但也有例外,比如《论冰心的创作》,最初分工时是由范伯群执笔的, 可是写到一半,领导上要他下乡参加“社教运动”,于是就由曾华鹏接着完成下半篇。由于两人长期的切磋、合作,对于对方的思路、文笔都已经了如指掌,所以即便是两个人执笔的文章,读者也很难读出其中的不连贯处。

其实从性格上来讲,范伯群与曾华鹏还是有较大差异的。曾华鹏喜欢安静,范伯群好动一些;曾华鹏心思细腻一些,范伯群性格开朗一些。在学术研究上,范伯群思想较为活跃,曾华鹏的文字表达较好一些。所以在文章写作上,初期大多是范伯群提问题、讲意见,后期则是曾华鹏多做些文章润色工作。正是因为两个人的共同努力,他们才能长久和谐地在一起研究和写作。对于他们之间的合作,范伯群自己曾这样说过:“我们是从复旦中文系的一个娘胎里出来的, 我们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追求,这是我们长期合作的基础。”曾华鹏对此也说过:“友谊使痛苦减半,使欢乐备增。我们共过患难,同过欢乐。坎坷的道路、共同的命运把我们连在一起。”他又风趣地说:“多少年来,每次运动都要碰到我们 ;现在知识分子当‘官’, 我们两个也都碰上了。”说来也巧,知识分子政策逐步落实之后,他们差不多同时晋升为副教授、教授,又差不多时一起被任命为苏大、扬师院中文系主任。当学术界、文艺界同行为他们研究成果之丰硕、风格之老到而惊讶时,只有了解他们的人才知道这是三十年风雨同舟的结晶。正像一双乒乓球双打选手,只有肝胆相照才能心有灵犀,默契如一。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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