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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万福案件

2015年01月23日 09:33 邵 丽 点击:[]

                一

   如果告诉你作家是这个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职业之一,恐怕你会相当惊讶。我再告诉你,这是真的,连加西亚·马尔克斯都认为“写作是自杀的职业”。有时候,一个作家比一般人更容易被故事所诱惑(当然这并不是件坏事),最可怕的是他久久地不能从故事里走出来。他被故事绑架了,他被故事撕票了,就是这么回事儿。

    实际上一个时期以来,我始终对选择作家这个职业追悔不已。这样的情绪缘起我这次北京之行。我来北京前刚做了一场新书签售仪式——在那个仪式上,我签到手软。我写的故事越来越被市场所认可。毕竟啊,美女作家,官场小说,漫不经意地表达方式,似是而非地针砭时弊,样样都能出彩,想不让读者喜欢都不容易。签完之后,我去看我文学院的老师,还没说几句话,他就从书架上拿出一本我刚出的这个小说集不满地说:“你作为一个作家应该明白,虽然小说是讲故事,但故事不一定就是小说,”他把小说集砰的一声扔在我面前的茶几上,“从原始人那个时代起,人们就会讲故事了。编一个故事,把各种小说的元素掺进去爆炒一下,这就算小说了?那种低级的故事说来说去,隔靴搔痒,都是些盗版的生活。”我从幸福的峰顶一跤摔下来,心里真是洼凉洼凉的。老师虽然对人说话不好听,但是这么严肃地对我还是第一次,而且在我的思维定势里,应该永远都不会有这“第一次”。看来他对我的不满已经远远地越过了边界,泛滥成一股洪流了。我诺诺而退,站在北四环的那条走出老师家小区的路上,禁不住悲从中来,谁不想要正版的生活呢?这个可恨的浮躁的世界……可是话又说回来,这世界不是我写好故事的必要条件,但却是我写坏故事的充分条件。作家应该走在时代前面——不过这也难说,如果碰巧活在当下,你走远了那你不是比时代还浮躁了?如果你走在了时代后面,就只有复制人家的生活,毕竟没有几个作家是伟大的先知嘛。

最后我征求他的意见。他让我学我们那些先辈们,下去体验生活,或者是去找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来到鄂豫皖交界处的一个县挂职当副县长,并在这里“找到”了很多故事,包括刘万福的故事。

其实后来在我被刘万福的故事弄得进退维谷的时候,我想,我干嘛一定非要去关注刘万福的生活呢?那种关注已经超出了一个小说家的边界,让他与我的生活在某些方面重叠。说实话,那时候我被这个故事俘虏了,“我体会了和他的悲哀同样的悲哀”这句话,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我那时难以言表的心情。当然,当你读完刘万福三死三生的故事之后,相信你也会有这样的心情。

我的难处在于,把刘万福的故事用一种通俗的方法(比如说写实主义吧)演绎出来,显然充满了现实的危险。它的危险在于,附丽在故事背面的东西太多了。或者换句话说,刘万福的故事恰恰是我们国家某个生存群体生活方式的背书。这样有些话说起来就远远不是那么顺溜了,因为在当下,看不清楚的事情你不能说,看清楚的事情你又不敢说。既不敢面对真实,更不敢直视真理,这是我们这个习惯于顾左右而言他的民族的传统美德。

 

先说说我的家庭吧,我到这个县挂职之后,我的家庭就与这个县挂钩了。我老公是一个经济学家,师从经济学界京城三大才子之一、著名的经济学家梁晋先生。他和他的老师都是哈耶克的忠实信徒,信奉绝对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认为任何有计划的经济管制模式,都是使人异化并最终被奴役的道路。我到这个县不久,他就把这里作为他们的信息采集点——这是他们构建庞大的县域经济模型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的雄心勃勃的计划是找一百个县作为研究标本,在特殊性中寻找一般性,以期从底层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创造新的路径和模式,彻底完成经济学意义上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第二次革命。

我女儿是学艺术的,先是学钢琴,十岁那年考上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因为受不了每天像打铁般地在黑白键上至少敲击八小时以上的训练,她要求改学作曲,曾经写过几首被我们盛赞为新世纪噪音的曲子后,再也没有跟我们交流过音乐方面的话题。她是后现代的中坚力量,在颓废中冷漠地解析着这个充满乱象的世界,任何我们津津乐道的所谓有意义的事情,往往被她拆解成一地鸡毛——从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到某个企业家信誓旦旦的裸捐。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她来到我挂职的这个县,在某个地方与某个群体的某些生活不期而遇,因而从某些方面改变了她曾经自以为是的看法,决意要去最贫困的地区当志愿者(这是她博客里的原话)。     

总而言之,这就是我们这个家庭。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的所有的作品,双脚都插在黏糊糊的现实里不能自拔,虽然后期逐渐有了浪漫主义的偏好,但毕竟没有形成主流。如果再加上老公的自由主义和女儿的后现代主义,我们这个家庭永远同时拥有三只不同的眼睛观察、体味和评说世界,而且在我接下来的叙述中,这样的家庭色彩使这个故事充满着历史的隐喻和现实的嘲讽。

该说说刘万福的故事了。

故事的开始,照例是平常的一天。那天我在群众信访接待室值班,在我来之前,这个县就制定了这么一个制度,每天由县委或者县政府的一名领导干部到信访接待室接待上访群众。后来这个办法得到了我们党的总书记的肯定,一度在全国推广。那天我在接待室里接待了两拨上访群众。一拨是淮河岸边老船民公社的一帮村民,因为1947年8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强渡淮河时,征集他们的船作为渡河工具,到现在还没给报酬,他们一直向上级反应也没人管。我问那个牵头的老人,当时借船的那些人你见过没有?他说“咋没见过?是个侉子,说话还带把儿,为这俺爹还跟他呛了几句,后来还是刘伯承出面亲自摆平哩!”我说:“看来你还见过大世面。”他说:“那世面大不大,村里老少爷们儿知道。”说着就把烟袋从腰里掏出来,在腿上磕了一下,把一根烟扯去过滤嘴插了在烟嘴里,然后才噙在嘴上。这个经典动作让我忍俊不禁,它几乎是一个暗示,而且还是一种文化。他后面有个瘦点儿的小孩说:“邓小平睡过他家的炕,还给他爹敬过烟。”信访局长老刘插话道:“不是加长熊猫的吧?”“不是,”老者说,“那个时候天下还是老蒋坐着哩,共产党的头头们哪有鸡巴熊猫烟抽啊。有一次我那在北京打工的孙子回来,给我带了两盒熊猫烟,说邓小平吸的就是这个。我吸了两口就熄火了,捻开一看都是烟梗子,可能邓小平觉得这烟劲大,想必有人在旁边跟着点烟吧?”信访局长说:“有。我老家俺老婆他娘家舅的媳妇的外甥,就在北京跟着他专门点烟。”这个玩笑把大伙儿都逗笑了,这一笑就把气氛笑松了。我说:“老伯,你把条子留这里吧,回头我们研究个意见再去跟你们见面,好不好?”老人说:“研究完了你县长去找我们?”我郑重地点了点头。他说:“我也不喊你县长了,你这闺女咋说咋好。虽然你穿裙子,我看比那些穿裤子的都干脆,你说咱老百姓,啥时候不相信政府?不过你们要好好算算帐,虽然条子上没有写给多少钱,就是一块钱,再乘以六十二年零一个月又七天的利息,有多少算多少,这要求不高吧?”我说,不高不高。说了之后,我出了一身冷汗。虽然我的数学不好,但是这一块钱利滚利算起来,估计会让政府的钱袋子瘪下去不少。

另一拨上访的是一批下岗职工,情况比较复杂。他们的企业原来是生产文化用纸的,老厂长是个退伍军人,管理比较严,愣是把一个不死不活的企业培养成了亚洲最大的麦草浆造纸企业。但是,他只会管理不会拉关系,在企业内部,退下来的那些人组织一些不明真相的工人拼命告他;而企业外部,党委政府的各个主管部门的招呼他也不怎么听。这些内外力共同作用,今天纪检委查,明天检察院查,后天审计局查,查来查去虽然没有大问题,但磨道里找个驴蹄印子还是不难的,而且人收拾人的内战游戏历来中国人是行家里手。很快上级就以一个正当的理由就把他免了,任命那个牵头告状的人当厂长。那人刚当上厂长有些工人就说,新厂长胃口大,估计这个厂子吃不了两年。果然,两年下来,这个厂就被他搞垮了,工厂停产,职工下岗。这一拨上访者坚持认为,党委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有过错,错了就错了,他们也不是来纠缠领导们该负的责任,反正国有企业最后都会吃垮,但是工人的饭碗政府要端着。

关于这个事情,在县政府常务会上曾经议到过,只是由于所需资金过大而搁浅了。我不顾信访局长和办公室主任的反对,坚持把政府常务会研究的情况告诉他们。

他俩反复提醒我说:“这样可不好,他们会越闹越大。先稳住他们把他们弄回去,再慢慢化解。”

“那不是糊弄人吗?”我说。

他俩互相对了一下眼神,好像我这句话问的太幼稚了。信访局长说:“眼下只能这么办了,基层情况不是一句话能够说明白的,赵县长。”

我说:“我们已经犯了一个错误了,如果再欺骗他们,等于是犯了俩错误;对这俩错误再心安理得,那就是三个错误了。这样对老百姓,我们还有一点政治伦理没有?”

信访局长说:“赵县长,政治伦理是什么我不懂,可我知道捂住不让他们闹事是最大的政治!”

政治伦理他听不懂不能怪他,我们的官员没有几个人能听懂这个,但我还是坚持给他们解释“政治伦理是官员的良心和脸,最起码是遮羞的衣服。”

不过最终我发现不是他们错了,错的是我。当我向群众说明县政府常务会研究的结果时,领头的人质问我:“你是说县政府管不了是吧?”

“不是管不了,而是目前还没有这么大的能力解决大家的问题。”我说,但自己都觉得这话绵软无力。不过宁愿这样,我也不想骗他们。

“你们把这个企业交给一个无赖的时候,怎么没考虑能力?”另一个领头的说。他的话音还没落,其他人喊起来:“算了!哪里能管得了我们就去哪里!”

这时信访局长站了起来,走过去给几个领头的人每个人散了一根烟说:“赵县长刚到咱们县里,情况还不是很熟悉,”他回头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这样吧,你们要是觉得我老刘的脸还是人脸,就相信我的话你们先回去。过几天我亲自去找你们,我拿点几瓶存放了多年的好酒,你们添几个小菜,不过可记住了,那菜得对得起我这酒啊!边喝咱们哥几个边聊,好不好?”他说着给他们几个人使着眼色,估计意思是让他们给个面子。那几个人合计一下说,咱们再信他一回,走吧。

面对这样的交易,我哭笑不得。人走了之后,信访局长对我说:“赵县长,您一直在大机关工作,咱们下面的情况你还不是很熟悉。接待群众上访都是有套路的,一般情况下让我先说个意见,然后再让您拍板,免得领导被动。”都说中国的领导干部好干,主要是下面有人给你找退路,让你左右逢源啊。我看着他油腻腻的脸,觉得也找不出来合适的话回他,就嗯了一声,算是回答,也算是不屑。

今天的接待就算结束了,我出了接待大厅,心里憋闷得慌,但还是长出了一口气。不过我刚刚走下台阶,从广场入口呼啦啦围过来一群人,他们在我面前排列好,为首的一个年长者说,给县长跪下了!

一群人全部跪到了信访局门口的广场上,他们举在头上的横幅写着:“一心一意永牢记,三死三生报党恩。”这样的场面我还是头一次遇到,一时手足无措。我求援似地回头看看信访局长,本来送我出了门口他已经回去了,不过很快我就发现他面带着另一副笑容走了出来。他不紧不慢地走过我面前,又不慌不忙地迎着人群走了过去,前后过程真像一出大戏的一个桥段。

基层干部应付突发事件的能力,那真是没说的。

说起来桥段,在那一瞬间我想起网友们评选出来的一百个经典桥段:“阻止敌人的最后一招是抱腿,而抱腿的结果一般都是壮烈牺牲”。“听到噩耗,手中的碗或电话(总之手里拿着的东西)一定会掉到地上碎掉或坏掉”。“一阵剧烈咳嗽后用手帕捂嘴,一般都会吐血。”下来挂职不久,我就坚信我们的官员在不同的环境下也都有固定的桥段。有一次在酒桌上说起这个话题,他们说,当然有哇,比如政治家们到哪里去,一定要抱一抱孩子,或者双手(记住了啊,双手,那是必须的)拉着老年人的手嘘寒问暖。听了这话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他们说,你看你看,这样笑,明显不像个县长嘛!

 不过可惜的是,眼下信访局长接访的这个桥段里,锣鼓家伙没有敲起来,信访局长的脚步也有点蹒跚。在这样错乱的时空里,一个挂职的副县长反而更像一个群众演员,或者路人甲了。

扯得有点远了。

 

                                

 

 

这帮人不是来上访的,他们跑了三十多公里,目的是来给县委县政府送锦旗。按道理说这锦旗不应该送到这里,我想可能他们知道县委政府的大院进不去,而信访接待室每天都有县领导值班,又在一个人比较多的广场边上,所以就直接来了这里。我让信访局长把他们带到接待室去,他们不愿意去,说在外面要排排场场地把锦旗送给县委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说,我代表县委县政府把锦旗接下了。他们说,那不行,我们想让电视台来录个像,要让全县人民都知道知道这事儿。办公室主任征求我的意见,我看了一下信访局长,说,按规定办。信访局长说,没规定。我说,没规定按套路办。他们两个赶紧打电话,还没打完,就看见宣传部副部长带着电视台的一帮人赶了过来。录像的时候副部长让我讲几句。我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什么事儿,怎么讲?“哎呦!你看这只顾高兴,把这头儿给忘了。”信访局长大笑起来,他放松笑的时候显得很单纯,人也年轻了些。我小声问他:“宣传部这么快就知道这事儿了?”他忽然认真起来,说:“这就叫新闻的敏感性嘛!赵县长您想想,这年头见个给县委政府送锦旗的,比钓个老鳖都难,对宣传部来讲这是多大的卖点嘛。”然后他问带头的那个年长者,说,你这三死三生是啥意思?那人从口袋里掏出来一沓纸递给他,说,这个您拿去看看。

信访局长把它展开递给了我。我看见那稿子是用褚体毛笔小楷写的,很有功力。稿子最上面的右上角这样写着:“为县电视台代拟新闻稿”。我抬头看了看那帮人,发现他们也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稿子的标题是“三死三生念党恩”,下面是正文:

“正值全县人民以极大的政治热情热烈欢庆建国六十周年之际,我县半山羊村刘万福全家族老少七十三口人一起到县委县政府来送锦旗,共同感谢共产党的三次救命之恩。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刘万福1960年代初生于半山羊一个贫穷的乡村,他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五个弟弟妹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为了维持全家生计,他开始外出打工。辗转多地之后,经亲戚介绍来到了山西山阴县的一个煤矿当挖煤工。一次,他们这个施工班刚进入井下不久,就遇到了矿井塌方。面对危情,共产党员、班长阎涛说,大家不要慌张,跟着我往里走,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就有生还的希望!刘万福没经历过这些,吓得哭起来。他就安慰他说,哭没有用,坚持下去就是胜利,共产党不会不管我们的!他领着大家靠吃煤泥维持生命,六天六夜眼都没合过。到第七天头上,他们听到了头顶上风钻的声音。他说,有救了,共产党来救我们了!十几分钟后,煤层被打透,部队的战士跳了进来。刘万福记得,他们用微弱的声音喊出的惟一一句话就是,共产党万岁!

后来,刘万福买了一辆旧车带着老婆到全国各地跑运输。1998年10月,他们去湖北贩运水果,走到夜里十点多,他又困又饿,想着抽根烟,可是手里没有火儿。这时刚好一辆轿车超车时扔下一个烟头,他踩下刹车,跳下去捡那个烟头,一辆车从后面过来把他撞到了路旁的沟里,然后逃逸了。恰好湖北某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杨子龙夜里巡查路过此地,二话不说就把他送进了市医院,并帮他垫上三千多元的医疗费,然后就不声不响地走了。由于得到了及时抢救治疗,他不但保住了一条命,而且很快就康复出院。可让他想不到的是,出了院他再去找杨子龙,杨子龙根本不承认是自己救了他。实在没办法,他就回到医院找到杨子龙签字的押金条和当时接诊的护士一起来到杨家。杨子龙说,这事儿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刘万福说,通过这件事我才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经过这两次大的波折,刘万福又回到了生他养他的村庄,靠着短途贩运蔬菜维持全家的生活。他们村有个叫刘七的,是个横行乡里的地痞,1983年因为调戏刘万福的媳妇,被刘万福扭送到派出所,双方就此结下了仇怨。2008年,他带着一帮黑社会分子到刘家果园里寻衅滋事。刘母胆小怕事,刘的小女儿与他们讲理也被他们侮辱。这时刘万福义愤填膺地从家里赶了过来,看见刘七就不管不顾地砍了一刀,致使他当场毙命。然后他又赶上刘七的另外一个同伙,也把他一刀毙命。刘万福相信党和政府的有关政策,立即去派出所投案自首了。法庭根据他犯罪的性质和投案自首的情节,判了他死缓。在接到判决书的那一刻,他在法院的回执上还是签下了那句话:共产党万岁!”

看完了他们代拟的新闻稿,我已经知道了他们的来意。我执意让他们到接待室里仔细谈谈事情的经过,那时候我仿佛有直觉,这不就是我要寻找的生活吗?矿难、交通肇事、故意杀人,还有主旋律什么的,各种要素都有,缺少的就是细节了。看来我的导师说的没错,真正的生活果真是在基层。

那帮人又站了一会儿,才推荐领头的那个年长者代表他们全家跟着我来到接待室。他是刘万福的二姑父,叫张和平,是个中学教师。我问他:“感谢信是你写的吧?”他脸红了,搓着手说:“字写得丢人了,请县长批评。”我笑了笑说:“敢批评你的人不多,临褚遂良字体的人不少,成功的凤毛麟角。”他突然严肃地说:“县长,我看您是个好人,能不能让我单独跟你说几句话呢?”我看了看信访局长和办公室主任,他们马上就走了出去。门刚刚带上,他又喊了一声赵县长,扑通就跪下了。我吓了一跳,但并没有去拉他。我说:“我不喜欢你们这样,哪能轻易给人下跪?你起来吧,有什么需要单独跟我说的你就随便说。”他并没有起来,说:“赵县长,刘万福太亏了。”我说:“他亏什么?杀了两个人,法院也没杀他,你还认为他亏?”他说:“我不是说他冤枉,是说他亏?”我大为吃惊:“那么,冤枉和亏的区别在哪里?”“区别就是,判他的刑合法不合理;不判他的刑合理不合法。”我说:“法律是这个社会的天平,绝对不能被感情所俘获,否则……”这时,外面有人敲门,我说:“你站起来吧,如果情况你了解,我想哪天专门去找你聊聊。”他站了起来,这时门也开了,办公室主任过来说:“赵县长,县政府值班室通知说您家人打电话找您,您手机没人接。”我把张和平送到门外,让他们先回去,然后才从包里把电话拿出来,一看吓一跳。电话是我老公打来的,四十七个未接电话。我把电话回过去,老公在那边说:“你怎么不接电话?”我告诉他今天接访,电话在静音上,这是对老百姓的尊重,然后问他有什么急事。他说:“什么急事?你昨天烧那么厉害,今天怎么样了也不告我一声?”这个大男人,真拿他没办法,难道非得把人幸福到腻歪不可吗?我说:“老公,你这样好的男人,不找个情人连我都过意不去;或者说,你已经找到了,只是为了补偿我才对我这么好吧?”他笑了笑,岔开话题说:“我下周去县里蹲一段时间,你先向周书记报告一下。”我边答应边说:“既然是蹲一段时间,那就把你的情人带来我也开开眼。”他说:“我很踌躇,不知道带哪一个好?”我说:“就带不会写小说的那个。”他说好吧就这么定了,然后挂了电话。

第三天是个周日,我带着秘书去了乡下。车子开到半山羊村的村头,看见一老一少两个人站在路口,我让秘书下去问路。秘书还没走到俩人跟前,那俩人就开始往后面退。秘书摆了摆手他们才站住,秘书说:“请问刘万福家住哪里?”老者看了看那个小的,又看了看秘书,摇了摇头。秘书问小的:“你知道不知道?”小的也摇头,然后歪着头想了一会儿,说:“我们村没有叫刘万福的啊!”我在车里说,就是那个杀人的,法院留他一条命。“哦,”小的赶紧说,“你说的是刘大眼吧?他家前天不是去县里送锦旗了吗?”我赶紧下车说:“是啊!是啊!”“他啊,真是条好汉,你们判他真亏!”我已经知道了亏不是冤枉的意思,所以就着这个话题问他:“你了解情况吗?”“我?”他看了看老者,翻了一下眼,“我和我爷爷天天站在这里等人家来买果子,那天他杀人就在我们俩眼皮子底下,那才真是叫赞!”“怎么个赞法,说来听听。”“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还是从那天开始说吧。”我拿出笔记本来准备记,他一看急了,问:“原来你不是领导,是记者吧?”秘书说:“这是咱们的赵县长。”我说:“副的。”他脸红了起来,说:“想不到县长是个女的。要是记者我就不说了,来了那么多记者,吃了喝了,最后也没把大眼从监狱里捞出来。全村都给他凑钱保他,最后还是人财两空。”我说:“你还是说说那天的情况吧!”他说:“要是我说了你能给他减刑,现在我们爷俩就给你跪下磕三个响头!”我说:“我不能,这事儿归法院管。”他说:“你要不管就算了,我不相信县长管不了法院!”我说:“我真管不了,信不信由你。”他的脸又红了起来,说:“算了算了,我看你是个好人,还是给你说说吧!”听了他这话,我有了更大的惊奇,想起来自从我下到县里之后,很多老百姓都跟我这样说,我就问他:“你是怎么看出来我是好人的?”“切!那还用咋看,对你们当官的,好坏人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我叹了口气,看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句话其来有自。  

我催他赶紧讲讲那天的事情。“好吧,我就捡我看到的说吧。那天我跟爷爷就站在这里。开始是大眼他媳妇和他小女儿在果园里干活,一会儿,刘七儿带着一帮人开着车过来,走到大眼他们家果园里停下了。一个小喽啰下来说,弄几筐桃子放车上。大眼的媳妇赶紧说,这是给人家准备好的,马上人家就来拉了。小喽啰说,谁吃不是吃?干嘛非得等那些王八蛋过来?让爷烦了,腿给他们卸下来!说着一脚把桃篮子踢倒了,桃子撒得到处都是。大眼的女儿冲过来跟他们讲理,刘七儿从车上跳下来说,你是不是想让先吃你啊?我看你比桃子鲜多了,肯定蜜水儿比桃子多了去了。大眼女儿一句流氓还没骂完,就被刘七儿一脚踹多远。她媳妇过去扑在女儿身上,哭着骂道,真是丧尽天良,这么小的孩子你也欺负。还没骂完就被刘七儿一脚踢开。不知道是谁告诉了大眼,他掂着大砍刀从家里奔了出来。一眨眼功夫,刘七儿的人也开着车来了四五十个,就跟好莱坞电影大片差不多。大眼还没跑到跟前,刘七儿就迎了上去,说,刘大眼儿,今天给你说实话吧,老子就是引蛇出洞,专门来修理你个王八蛋来了!大眼说,是啊,是到了该跟王八蛋算账的时候了!刘七儿说,别看我带这么多兄弟,一个都不需要他们上,咱俩玩儿个你死我活。大眼说,你说颠倒了,是你死我活。刘七儿从车里抽出两把刀扑了上去,还没到跟前,就看见大眼手起刀落,一刀砍在刘七儿脖子上,就跟电视上打高尔夫球一模一样,那姿势真是太赞了。眼看着刘七儿的头忽然找不到了,只留一个身子立在那里,呼呼地往上喷血,跟你们政府门口那个喷泉差不多。事情过后他们找刘七儿的头,竟然扔在一丈开外的垄沟里。你想想,大眼这力量有多大吧。对了,找到他的头之后怎么都按不上了,对不住茬口,也不知道大眼那刀口是咋砍的。”

“他们带的那么多人,都没上吗?”我的秘书问。“他们的人你别看多,那还不是树倒猢狲散?但是大眼不会饶他们,他走到开始找事儿那个喽啰面前,那个人也是个无赖,都传说他手里有几起人命。大眼说,你认识你爷吗?那个人吓得浑身筛糠,跪在地下给他磕头。大眼也不理他那么多,又是手起刀落,可惜头没砍下来,还剩一层皮挂在脖子上,像个葫芦耷拉着。埋他的时候是用纳鞋底子的针线缝上去的。等大眼再站起来的时候,人都跑完了。”“那么,我想问一下,既然你们都看见刘七欺负大眼的媳妇和女儿了,怎么没一个人上去拦一下?”“上去拦一下?您说得容易,谁敢啊?他说卸谁的胳膊腿儿那可不是说着玩儿的。村上有个老头儿刘全柱,儿子媳妇一家三口出车祸死完了,他就靠几只羊养活自己,后来一夜之间羊全没了。老人气得骂大街,晚上麦秸垛被人点了。他还骂,大白天房子被人点了。他跟刘七儿还没出五服哩,要不是这,人早给烧成灰了。”我又问:“当地的派出所就不管?”他说:“怎么管?小打小闹的他们才管,凡是大闹的都跟他们有关系,除非上面直接下来抓才行。”正在说着,他突然指着远处说:“好了,来了来了。他能说清楚,前前后后的上诉材料都是他写的,让他给你说吧。”我抬头一看,原来是张和平骑着自行车过来了。

                        

 

 

从张和平零零碎碎的叙述中,我基本弄清楚了刘万福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三死三生的来龙去脉。刘万福是家中的老大,出生时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全家人都没有饭吃。他们这个村子由于村干部胆子大,让群众私下里种点水果什么的,情况比别的村子好一些,但还是有人饿死。刘万福的父母挖树根熬水喂他,他得了肠炎,拖拖拉拉一个多月,眼看着皮包骨头没命了,父母把他扔在院子里等死。谁知道他命大,又慢慢活了起来。到了七岁上,他又得了脑膜炎,幸亏山里水库边上有个二炮的基地,送到部队的医院里,解放军给他治好了。

半山羊村是个穷得连羊都喂不活的地方,改革开放之前,村子里的生活比原始社会好不到哪去。很多家庭穷得家徒四壁,冬天冷得受不了,就在自家屋子里挖地窖,人天天躺在地窖里,只有一套冬天的衣服,谁出去谁穿。由于长年累月在地窖里生活,半山羊村的很多人都是骨节粗大,罗圈腿,驼背,几乎所有的人都有关节炎。那个时候,村子里有三几家日子多少好过点的人家,每到春节会做上一碗“看菜”,这个菜是专门看不能吃的,实际上就是一碗肥肉片,总共有九片肥肉。谁家有客人了就去把这一碗菜借过来,吃饭的时候摆上。在整个吃饭的过程中,主人要向客人热情地让三次这个菜,开始的时候一次,中间一次,结束的时候还有一次。主人用筷子点着菜说,吃吧吃吧,咱家还多着哩!客人一边往肚子里咽着口水一边说,吃着哩!吃着哩!如果客人真的控制不住了,拿筷子去夹这个菜,主人就会连忙用筷子挡住,说,你真不想吃就算了,这东西腻歪得狠,谁吃了都拿不住。回头还人家菜的时候,要给人家拿两个馍。这是一桩生意。

在出去打工之前,刘万福连饼干都没见过。他第一次拿到工资,就跑商店买了一包饼干,站在柜台前一口气吃完了。当时他想,人要是能经常吃到饼干,该是多大的福分啊。看他吃得这么过瘾,营业员说,我们这还有几盒过期的饼干,便宜点处理给你算了。这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他哪能不干?把兜里的钱全都掏出来,营业员看了看说,就这么多?他说,就这么多,一个月的工钱都在这了。营业员看着油腻得发绿的毛票说,把钱收起来吧,饼干拿走,盒子留着我们卖废品。他脱了褂子把碎饼干包上,出了门直奔半山羊而去,徒步走了一百多公里,就是想让爹娘和弟弟妹妹尝尝啥叫饼干。

1982年,经他的一个表兄弟介绍,他来到山西省山阴县的一个煤矿挖煤。这个地方的煤层浅,煤质好,报酬也高。刚来的时候,他跟着班长阎涛打下手。他们这个班一共有八个人,数他年龄最小,才刚刚满二十岁。班长阎涛四十多岁,是从工程兵退伍的,在部队入的党。他的主要任务是放炮,这是一个技术活,据说他在部队就干这个。他腰里挎一个包,里面装着炸药。把炸药堆在作业面上,上面插一根雷管,点着后人再跑还来得及。这个地方的煤矿里面没有瓦斯,所以放过炮后他就坐在一边抽烟,其他人过去挖煤,装在一个小车上。刘万福负责把车子拉到巷道口,然后再吊上去。每车煤可以挣两块钱,一个月下来每个人可以分一百来块钱。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也是很大一个数目了。他眼色头活,又勤快,白天跟着他们下井,晚上帮班长洗洗衣服,打扫打扫房间的卫生,混得人缘不错。班长有点什么好吃好喝的也都没忘记他。他们的工作时间是两班倒,每班下去十一个小时。

出事的那天是阴历初一。按照当地的习惯,初一十五下井前都要拜拜井口,仪式挺隆重的,矿长亲自出面,在井口摆上三牲六畜,各色时鲜水果,蒸馍糕点,还要插上高香。矿长在前面先跪下给井王爷土地爷以及祖宗八代磕三个头,嘴里念念有词地说上一大堆好话,然后矿工们依次一批一批地跪下叩头。那天好像有什么预感似的,刘万福的头刚刚叩下去,突然清清楚楚地听见他娘说,大眼啊,你回头看看。他激灵一下,回头一看,莫名其妙地一股旋风吹起来,卷起地下的煤末,遮蔽了阳光明媚的天空。他脊背上冒起一股凉气,心里有点发憷,本来想请假不去了,可是班长阎涛走过来说:“大眼,昨天给你出的那个谜语猜出来没有?”他说:“我忘了,没猜。”阎涛说:“那今天下去好好猜猜,我给你再说几个精彩的。”他说:“今天我不想下去了,头疼。”“没事儿,”阎涛拉着他往吊车那边走去,“下去师傅给你按两下,保证手到病除。”他又回头看了一下,旋风还在那儿打旋,只是煤灰没那么多了,阳光照着地面上的黑金一片闪烁,他的心忽然一松,就跟着师傅下了井。

吊车落到了井下,他们嘻嘻哈哈地说笑着往里面走着,边走班长边跟王延辉开着玩笑,他说:“老辉啊,昨天跑了几次马?”王延辉说:“日他娘,我这一段时间见鬼了,天天跑马,我这床可成跑马场了。可惜养马的人不在,要不然说不定里面还会有个少将什么的。”孙刚插话说:“老辉,你真得去医院看看,不管啥时候掀开你的被窝,你身上都跟水洗过似的,虚得太狠了。”马新喜也嬉皮笑脸地插进来:“我说你还是别去,万一碰见的医生是那个万人迷小孙的话,估计你这法力当场就会井喷。”王延辉说:“要是我那媳妇不跟人家跑,要是我能活着回去……”他话还没说完,突然听到身后井口方向哗啦啦响声一片,声音像下瓢泼大雨似的。大伙儿一下楞住了,回头去看班长。班长的脸色唰地变得雪白,但他很快就镇定下来,说:“你们跟我来,我们别往外面跑,那是去送死。”孙刚说:“大哥,你再想想,上一次那几个人的结局你忘了?说不定我们往里跑是等死。”“我不用想,等死还有机会活,送死死就在那边等着你哩。赶紧跟上我,一个都不能拉下!”他们往巷道里面跑着,身后因为塌方形成的烟雾已经追了上来。约莫着跑了有一千来米,位置相对较高的连接巷处有个空旷的地方,阎涛说,大伙儿都坐下,全部背靠背,往头上看着注意岩石有没有松动。尽量少挪动身体节省体力。你们别想着三五天就能出去,出去出不去就看老天爷想不想灭咱们了。”

刚刚安置好,刘万福觉得松了口气,他看着班长说:“涛叔,刚才孙刚说的那几个人是咋回事儿?”阎涛看着他说:“你真想知道?”他说:“想,你说说呗。”阎涛一巴掌煽到他脸上,骂道:“煤埋住半个身子了,你他妈的还不长心眼!”说完又吼了一句:“只留一盏灯,其他全部关了!睡觉轮流来,头顶上一定不能大意,时刻盯紧了!”

气氛这时才真正紧张起来,刘万福想起家里说的一门亲事,妹妹来信说女方人不错,又贤惠又会做女活,就只等着过年回家见面了。再一个,他爹老了以后,风湿性关节炎越来越严重,大部分时间只能卧在床上。弟弟妹妹们又小,家里里里外外的活计基本上只能靠母亲一个人操持。他万一再有个三长两短,这个家就算彻底完了。想到这些,禁不住哭了起来。阎涛过来坐在他跟前,抚摸着他的头顶,半天才说:“大眼,你想不想死?”他止住了哭说:“没谁想死。”“你怕不怕死?”“没谁不怕死。”“那你还哭什么?”大眼不解地看着他。他扭头看了一下那几个人说:“这些人都跟你一样,不想死,怕死,可是你看谁哭了?如果老天爷看着你哭就放你一马,那你就使劲儿哭吧!就是死也要死得像个汉子,就你这熊样子,到了阎王爷那边还得让你挖煤。”

这时,马新喜说想屙屎。阎涛站了起来说:“对了,我忘了说了,”他往前边走了走,在靠近巷道边的一个地方用脚划拉了一下,“屎都屙在这里,谁屙了之后自己拿手给它拍成饼子,糊在旁边那根柱子上。”王延辉说:“头儿,糊屎干什么啊?”阎涛走了回来,站在他们面前说:“孙刚,给他们说说糊屎干什么。”孙刚说:“干什么?吃!”

刘万福把这事儿在心里想了一回,觉得胃里一阵恶心,差点吐了出来。孙刚说:“你恶心什么,自己屙出来的东西自己吃,说不定还是一种食疗方法哩。过去谁听说过喝尿?现在全国人民都跟着日本人喝尿,还越喝越上瘾呢。”马新喜说:“好像你吃过一样。”孙刚没理他,接着对刘万福说:“这屎啊你没吃过,第一口你把鼻子捏住吃,第二口就没什么味儿了,到了第三口啊,就有一种奶味了,还是果奶味。”刘万福问:“不是可以吃煤泥吗?”“可以,短时间行,吃多了就在肠胃里结块了,饿不死你涨死你。”

到了第三天,上面还没有一点动静,大家的情绪明显低落了起来。阎涛先是在周围巡视了一圈,回来安排把大灯调成小灯,隔半个小时开一次,安排停当以后,他问刘万福:“前几天我给你出的谜语还没猜出来?”刘万福说:“啥时候了你还说这个?”阎涛说:“啥时候?趁着还能说,不说白不说不是。”“你出的啥谜语我都忘了。”“咦呀,这点事儿就把你吓成这了啊?延辉,你给他说说。”王延辉说:“谜面是‘新婚之夜’,打一个历史名人。”刘万福摇了摇头说:“我不想,也没啥毬意思,肯定你是在书上看的。”“是在书上看的,没错儿。”“我又不是不认识字,还让你给我说啥?不想猜。”“算了,我还是告诉你吧,谜底是查理一世。”“查理一世是谁?我不认识他,这谜语也没啥意思,尽是瞎拽文,没劲。”王延辉嘻嘻笑了起来,说:“没劲?咋没劲,没劲还办不成哩。你再想想查理一世是什么意思。”刘万福说:“我再想也没啥意思,到底谁是查理一世?”阎涛边用手指头比划着边骂道:“日你亲娘,你就是个榆木脑袋,查理一世不就是‘插里一试’吗?”大伙都笑了起来,气氛缓和了不少。阎涛又说:“接着来,孙刚也来一个。”孙刚清了清嗓子说:“我还是讲个笑话吧。话说大眼他们老家,有一对刚结婚的新婚夫妇。俩人‘查理一世’不久,丈夫就发现妻子做爱太疯狂了,每次做完他都爬不起来,想到以后还有那么长的日子,他实在恐惧得受不了,先是吓得像大眼那样哭了一通。哭没有用,妻子还是夜夜不饶他,结果他就精神崩溃而死。但她妻子决定保留他的巨大的家伙,她把丈夫的家伙剪下来,粘在墙上,每天都亲昵一番。但是很快她的行为被邻居发现了,那邻居大眼也认识,是个色情狂。这个邻居色心大起,偷偷地来了个偷梁换柱,他在墙上挖了个洞,在妇人回家后,把他的家伙伸了过去。但是这天晚上,妇人拿了一把刀,从墙上一刀割下那个东西,说:‘宝贝,我们拿到政府分的房了,咱们得搬家了……’”。大伙跟着又笑了一回。马新喜屙了屎回来也来凑热闹,刚想开口说话,阎涛问他:“粘好了没有?”他说:“好了,保证跟烧饼一样,又薄又脆。”大伙都说你先把手擦净再说。他说:“我在煤水里已经洗过了。我还是讲个屙屎的故事吧。话说有个老大爷,也是大眼他们老家的,他正在地里锄地,一只乌鸦飞过,拉了泡屎在老大爷头上。老大爷抬头大骂,我日你祖宗八代!你出门也不知道穿条裤衩!乌鸦说,靠!你神经病啊,你个老不死的屙屎穿裤衩吗?”

到了第六天,大家基本上都动不了了。这天晚上,阎涛过来坐在刘万福跟前说:“大眼,明天咱们吃屎吧?”刘万福瞪着眼看着拱形的巷道顶,动都没动一下。这时阎涛把手伸过来拉住他的手,他感到手心里多了一块硬硬的东西,不用看也知道是吃的。他心里鲠了一下,想到怪不得大家都动不了,就他还能来回地走,再想想他已经有十几年的井龄,出生入死习惯了,也就没再往深处想。阎涛让刘万福站起来,刘万福试了试,连坐都无法坐起来。阎涛又递给他一块东西,比刚才那个小,拍了拍他的脸就走了。饿得奄奄一息的刘万福先把那个小块放嘴里,是一块糖,还没品出味儿来,已经化完了。他又去吃那个大块,是一块压缩饼干,过去加班矿上发过。吃着吃着,他的眼泪就下来了,他知道阎涛跟孙刚是表兄弟,但他却没有去照顾他。过了一会,阎涛又过来了,问他能不能站起来。他试了试还是不行,阎涛叹口气也坐下了。刘万福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他在梦里逛了许久,还回了一趟家。家里空无一人,他在厨房里找到一块凉馒头,正准备吃,看见爹回来了。爹的两条腿像裤腿一样搭在肩膀上,是用手撑着地走回来的。刘万福说,爹,这么多吃的你咋不吃?爹说就是等着让你回来吃的,我吃饱了。你快吃吧,新媳妇还等着你哩。他正想往嘴里塞,忽然有人一把夺走了,还使劲用胳膊推搡他。他睁眼一看还是阎涛。阎涛说,快七点了,起来我们办点事儿去。估计是那些吃下去的东西起了作用,他一下子就站了起来,只是走着腿脚还有点发飘。他跟着阎涛往巷道口方向走。阎涛说,今天不吃屎就得吃人了,不然谁都活不下去。刘万福愣了一下,说:“吃人?吃谁啊?”“实在不行就先吃我,我家里也没啥牵挂的,上无老,下无小。”刘万福知道他说的是实话,他没亲人,就一个守在矿上的老寡妇是他的相好。刘万福说:“你个活不楞楞的人怎么吃?我觉得还没到吃人的时候。”阎涛说:“我喊你出来就是到煤堆里找找看有没有砸在下面的人,拖回来我们吃。”刘万福说:“这几天还不发臭了?”“臭也得吃!走吧,矿灯你拿着走前面,你年轻,眼睛好使。”刘万福在前面走,阎涛在后面跟,走了一会儿他说:“大眼,你知道什么人的肉好吃吗?”刘万福说:“鬼才知道。”“那我告诉你,记住了。一个是小孩子的肉好吃,不会有传染病;二个是年轻人的肉,有嚼头,也没什么病。”刘万福听得汗毛都立起来了,说:“你说的好像跟吃过似的,怎么知道这么多啊?”阎涛站了下来踹了一口气说:“一个是我听上辈人说的,三年自然灾害那几年他们都吃过。一个是我自己想的,你看人家香港广东人,要么吃乳猪,要么吃中猪,中猪就是三十来公斤的猪,就像年轻人,估计就是这么个意思。”刘万福努力把注意力调整到猪身上,但还是惊悚得不行。阎涛又说:“吃人的时候也有讲究,先吃腿肚子上的肉,再吃胳膊。头和肚子里那一块可不能吃,吃那一块可就坏良心了。”刘万福在脑子里赶着猪没再理他,只管看着脚下的路。又往前走了一段,已经看不见他们的人了。在拐过一个弯的时候,刘万福突然觉得后脑勺有一阵凉气,像一条蛇一样从脖子一直顺着后脊梁骨溜了下去。他激灵一下,想起了母亲那句话:大眼啊,你回头看看!他回头一看,矿灯正照在阎涛的手上。阎涛手里掂着一大块煤矸石,俩人猛一下打了个照面,都愣住了。这时,意外情况发生了,他们头顶上轰地一声巨响。阎涛喊了起来,有救了!有救了!他边拿煤矸石砸井壁边喊道:“日他妈,我就算着他们该来救我们了!”

十分钟后,钻头打了进来。阎涛又把石头砸在钻头上,钻头退了出去,一缕强光射了进来,刺得他们俩睁不开眼。上面喊道,有人吗?他俩扯着嗓子喊救命啊救命啊!上面的人说,你们赶紧往回撤,撤得越远越好。他俩沿着原路退了回去。刚刚回到大伙那里,又一声炮响,随后一群解放军跳了进来。他们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头就被一个黑袋子套住了。刘万福眼前一黑便失去了知觉。

等刘万福醒过来已经躺在医院里了。睁开眼睛,他看见母亲和妹妹都守在床前。“大眼,你睡了三天三夜,”母亲擦着眼睛,“你睡着就跟你爹一模一样。”妹妹也过来说:“开始咱娘哭得快背过气去了,寻死觅活的,可把我吓坏了。后来知道死的不是你,她才止住哭,多少吃点东西。”刘万福说:“开始你们还以为是我死了?”“那可不?拉上来一大片死尸,面目都看不清了。咱娘看见一个人穿的鞋是她做的,抱着一边哭一边拿头往地上撞。后来她去摸他的身子,在他胸口上没摸到那个黑痣,一下就傻了,说,这不是俺的儿!这不是俺的儿!喊着喊着又笑开了,弄得人家领导哭笑不得。”刘万福说:“你做的鞋我穿着小,给咱们一个河南老乡了。”

妹妹说:“哥,经过这个事儿你还不回家?”

刘万福说:“回!”

“人家闺女还等着你哩,跟人家见面吧?”

“见!”

“你要同意的话,咱爹说马上把房子盖了,你说盖不盖?”

“盖!”

他们正说着,矿上的老板娘推门走了过来,问:“你们班几个人啊?”刘万福说:“八个。”“死了几个?”刘万福说:“我只知道我还活着!”“你是几号?”“104。”老板娘拿着小本子划了一下,甩上门出去了。她刚走,阎涛推门过来了。俩人的目光对视了一下,既有惊奇,也有尴尬。刘万福的母亲看见阎涛,亲热地过去拉着他的手说:“他就像你亲兄弟一样,一天跑几趟,真是操心了。”阎涛说:“老嫂子,我把大眼看成自己的孩子了。”刘万福看了看阎涛,又看了看娘说:“娘,就是他救了我们几个人的命。”阎涛的脸红了一下,说:“那个就不说了,我来跟你商量商量,咱们这一次矿难,死的陪一万,伤的陪三到七千不等。像我们这不死不伤的,补偿一千块。其他几个兄弟都愿意在这干下去,你看你是拿着钱回家,还是跟着我在这里继续下井?”

刘万福推开身上的被子,从床上坐起来,看着阎涛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我就是回家吃屎,也不会再跟着你下井了!”

 

                            

 

老公来的那天晚上,本来我想和他讨论讨论刘万福的故事以及把它写成小说的初步构思。可是他又喝大了,还是一如既往地被抬着回我的住室。他每次来都是这样,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他觉得在中国的最基层,遇见县委书记周启生这样的干部真是件稀罕事儿,他认为周启生在中国的干部队伍中非常另类,有独立的思想,有干工作的激情和方法,而且敢作敢为。“要是有一百个周启生这样的县委书记,我们国家就有希望了!”他说。

周书记是学法律出身,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本来要留校,家里的女朋友一封血书把他召了回来。他们俩从中学起就是同学,高考的时候他考到了北京,而她则考上本省的大学。她是他老师的女儿,老师待他不薄,总是给他们俩一起吃小灶。高三的时候他先给她递的纸条,一来二去俩人就私下里定了终身。现在俩人过了半辈子了,她还是喊他哥,夫妻过成了兄妹;或者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俩人从兄妹开始,也一定会以兄妹结束。

从北京回来后,他先是在省政府下面的一个厅局任职,后来作为后备干部被派到贫困县挂职,挂了一年就落地生根了。老公第一次来,我报告了周书记,他问道:“你老公喝酒怎么样?”我实话实说:“能喝点儿。”“多少?”“不知道,反正没见他醉过。”周书记笑了一下说:“我知道了。”那天我老公是晚上到的,因为修路堵车,到地方已经零点了,我没惊动周书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带着他去政府小食堂吃早餐,正碰着周书记。周说:“是妹夫吧?”我说:“正儿八经防伪的。”周书记扭头向里面喊道:“老四,拿我的好酒来!”老四是我们的炊事员,赶忙拿出来一瓶红星二锅头,铁盖的没有外包装的那种。周书记接过来,用牙把盖子咬开,咕咕咚咚一人倒了一大茶杯,说:“喝吧!”然后一仰脖子灌了下去,边喝边用手指着喉结,喝完了才说:“看见了吧,一口干,喉结不能动,直接进高家庄的地道。”老公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酒杯,也端起来喝了。不过我看他喉结动了好几次,估计周书记也看到了,但他没吭气,又喊道:“老四,酒!”又一瓶上来,俩人又干了。我看见老公的脸都白了,说:“别喝了吧,哪有大早上喝酒的?”周书记说:“一边是娘家哥,一边是老公,你看着办。”老公大着舌头说:“谁不让喝我跟谁急。”俩人就那样一口气灌了三瓶。倒下去之前,老公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该上热菜了吧?”从此这句话就留下了话柄,每次喝酒之前周书记都要说一句:“妹夫,咱不急,一会儿才上热菜呢。”

据说周书记刚下来的时候滴酒不沾,规规矩矩的像个大姑娘。他的前任书记告诉他说,不会喝酒就当不了县委书记。他苦练了一个月,胆汁都吐出来了,功夫才练得差不多了。

他们俩的好不仅体现在酒上,更多的是在思想上的交锋。前面说过,我老公是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万能的,世界经济史一直走在这条道上,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而周书记则认为,中国的经济之所以创造了奇迹,则是选择了一条政府管制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第三条道路。“邓小平的政治智慧在于,始终在斯密和凯恩斯之间摸着石头过河,既避免了大起大落,又让经济钳制在可预期的河流里顺流而下。”这是他最鲜明的观点。他与多家媒体关于县域经济的谈话,被记者采编为“一个县委书记的访谈实录”挂到网上,从而引起围观者的极大的争议。在这篇访谈里,他曾经陈述了几个惊世骇俗的观点,第一,他认为“三农问题是个伪问题,本来只有一个问题,也就是农民问题。如果非要说成三个问题,那就没把农民当成人,而是跟“农村、农业”并列在一起当成物了,这是对农民最大的歧视”。第二个他认为“政府对房地产开发商动手,最后既不能平抑民愤,而且还会伤害经济。没有开发商就没有中国的城市化。”第三个他认为“失地农民无法生存是个典型的冤案,真正的事实是,哪个地方的土地多哪个地方穷,哪个地方的土地少哪个地方富裕,没地的农民最富裕。”他的这些激进的观点,在网上引来了一片板砖。省委的一个领导打电话跟他说:“你要注意你的身份,你不是个自由主义学者,你是个共产党的书记!怎么能乱讲话!”他回答说:“学者可以不说话,那是他的学术自由;共产党不能不说真话,这是党章规定的!”“幼稚!幼稚到无知!无知到自大!”省委领导摔了电话。

后来他跟我先生和他的导师说起这件事,但是并没得到导师的赞许,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的导师说:“尽管豪气可嘉,毕竟匹夫之勇。”然后又补充说:“要记住,这是在中国。一个日本人说,世界上有两个逻辑,一个是逻辑,一个是中国逻辑。而中国的逻辑是:你比人家先走一步是先进,先走两步是先锋,先走三步是先驱。可是事不过三你知道吗?如果你先走四步,那就是先烈!”

可惜导师一语成谶,这是令人唏嘘的后话了。

这次老公来主要是考察职业技术培训对外出务工农民所起的作用。吃饭前,他跟周书记说明了这次来意。周书记说:“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些人喊作农民工呢?”老公说:“这很重要吗?”周书记说:“重要,非常重要!我一听你们喊农民工这三个字,头都是大的,哪有什么农民工?一个人,他去种地就是农民,去做鞋子就是工人,怎么还有农民工?”

老公说:“这是约定俗成的说法,也不一定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一个城里的工人下岗之后来我县里种地,不管种多少年,他的身份还是工人,还是市民;而一个农民在城市里不管做了多大的老板,他还是农民工。好像农民身份就是他们的红字,这跟过去喊地主的儿子地主崽子有什么区别?”

老公哈哈一笑说:“我看你已经快走到第四步了,连总理都喊农民工嘛。”

“那说明你们这些经济学家没给总理当好参谋,”他开始倒酒,“我跟你说,我也想好了,我觉得TCL的董事长李东升的话说得最有种,不当先驱,就当先烈。这就该是男人说的话。”

眼看着俩人又要展开争论,这时我开始插话,我说:“我始终不同意你们把农民‘赶进城市’的观点,而且非常反感。”我简单地讲了讲刘万福的故事,最后的结论是,简单地把农民赶进城市会害了他们,如果刘万福一直待在农村,也许就没有后来那些事儿。现在中国很多社会问题,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农民盲目进城引起的。所以我想把刘万福这个故事写成小说,小说名字就要把三死三生体现出来。

周书记说,为什么是三死三生呢?我觉得这是拼凑,中国人什么事都往三上靠,太俗气。我老公则觉得这个故事写成小说肯定有意思,因为有卖点,而且是真事,所以写出来不牵强,但是他认为“即使写成小说,也不能与农民进城联系在一起,况且这并不能阻止农民进城,我可以说,生命不息进城不止。因为城市让他们觉得还有很多种活法,在城市里‘一切皆有可能’,放谁身上都是如此。”

另一场争论还没展开,这时恰好周书记的电话响了,是市里有个部门来个领导,让他过去敬个酒。他看了看我们,摇着头苦笑了一下。到下面之后我才知道县委书记有多苦,有一次他一个晚上陪了十七个饭局,用他自己的话说,喝得都找不到自己的嘴了。

周书记走后老公问我,他最近听说了一些传闻,对周书记很不利,问我知道不知道。我说,你是指哪一方面?他说,你没看网上把他涂黑成什么了,什么与开发商勾结霸占农民土地了,什么养女大学生了,什么对现行政策不满了。我说,你信这个吗?老公笑了笑说,肯定不信,但是人言可畏啊。一个人如果跟体制碰,不死也得头破血流。老公虽然是个自由主义学者,但他知道分寸,知道取舍,他最大的特点是,不激进,中庸,受他老师的影响很深。我不能说他俗,他也要有生存的空间,我也一样。我说,关于这些事情我也不是一点不知道,包括周书记都知道。但他不信邪,很自信,所以我们也都没怎么当回事儿。老公说,越大意越容易出问题,你还是要提醒提醒他,现在的官场风险很大。他要是出事了,你想想谁还敢说真话干实事?

说实话,我比老公还担心。周书记的改革触及了很大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这股势力有多大他不清楚。私下里干部议论纷纷,但是没人敢告诉他。我曾经说过他几次,根本不能改变他。他坚持就做他自己。“全国不是有三千二百个县委书记,是三千二百另一个,那一个就是我。”他说。

说着说着周书记已经敬完酒过来了,说,还接着刚才的话题说吧,才刚刚开始个话头嘛。我说:“农民待在农村有什么不好,什么税费都免了,种的东西都是自己的,干嘛要‘赶’他们?”

周书记说:“真实的农村什么样你知道吗?中国社会的跨度太大了,一边是你老公这样的,背着笔记本电脑满世界飞,一边是老百姓拿鸡蛋去换盐;一边是喝腻了可口可乐的小皇帝,一边是老天爷下多少雨才能喝到多少水、一辈子可能都不洗澡的农民的孩子。”

“那按你们俩的逻辑,把农民赶到城里去还是最大的道德,而且功德无量了?”我故意装出突然愤怒的样子,把他俩都推到我的对立面,我想借助这个场合说道说道他。

看见我脸色突然变了,老公并没明白我的心思,他说:“你看人家作家,就是比我们有正义感是吧?不过像你说的刘万福这件事情,并没有统计学上的意义,”他把酒杯端了起来,“经济学家不考虑单个人的感受和结果,也许经济政策对某个人是不道德的,但是对大多数人是道德的,就是良策。”

“那么,亲爱的,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不道德的事儿总是轮到刘万福他们?”我对他的口气也刻薄起来。我需要一次爆发。

“从理论上讲是这样的:只要再改善某些人的境况,就会使其他人受损,那就不要轻易变动,这个社会就是最合理的,最合理的也就是最道德的。这就叫做帕累托最优,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我不管什么最优不最优,看着这些活生生的人活得没有一点尊严,如果我们再熟视无睹,不管他是经济学家也好,县委书记也好,我觉得都不是一件多么体面的事情!”

周书记楞了一下,然后笑着问我:“你说我们都错了是吧?”

“你想呢?希望你从头到尾都仔细想想,有多少地方是对的?你以为你能改变这个世界是吧?你以为这么多人都愿意跟着你坐过山车是吧?”

  

 

下午开了个“苦战百天,坚决保证建国六十周年安全稳定”的动员大会,会议结束又陪省市督导组吃饭。回到住室已经九点多了,我打开电脑,在百度搜索引擎里敲上“矿难”两个字,一下子出来相关结果约16,900,000个;其中有一条搜索结果让我看得浑身冰凉。这个结果是这样的:

山西山阴县被指瞒报重大矿难偷运尸体未果近日,有知情者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举报称,2008年12月5日晚9点,位于山西省朔州市山阴县马营乡青羊岭村辛庄煤矿发生一起严重透水事故。事故发生后,该矿没有按照相关规定上报有关部门,也没有进行积极有效的救援行动,而是连夜把所有矿工转移或遣散,导致井下至少有30人遇难。此矿难事故被举报后,12月8日,当地相关部门组成调查组进驻该矿进行事故调查。但时至今日,事故发生的原因和遇难矿工人数一直没有公布。举报人称,山阴县政府有故意瞒报这起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嫌疑。”“2008年12月23日,在山阴县政府大楼,记者请分管工业的县领导接受采访,被告知说分管煤矿的副县长下乡检查乡村换届选举工作去了,联系不上。他要求记者就不要再采访了,也不要发稿,等这个事情过了之后从‘正面’给县里做个报道。截至12月30日,矿井救援仍未结束,知情矿工告诉记者:已经打捞出十六具遇难者尸体,至少还有五人下落不明。”

我大体算了一下时间,从1982年到2008年,中间是二十六年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还有多少人被埋,还有多少具尸体被偷运走?而更重要的是,谁被埋,谁失踪,谁获救了,从来只有数字,而没有他们的名字。

紧挨着这条新闻,是地球背面有关矿难的另一则新闻:

美国总统奥巴马就西弗吉尼亚州矿难发表声明:无论我、副总统、州长,或是今天致悼词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说出任何话语,可以填补你们因痛失亲人而造成的心中创伤。这些人,这些丈夫、父亲、祖父、弟兄、儿子、叔父、侄子,他们从事这份工作时,并没有忽视其中的风险。他们中的一些已经负伤,一些人眼见朋友受伤。所以,他们知道有风险。他们的家人也知道。他们知道,在自己去矿上之前,孩子会在夜晚祈祷。他们知道妻子在焦急等待自己的电话,通报今天的任务完成,一切安好。他们知道,每有紧急新闻播出,或是广播被突然切断,他们的父母会感到莫大的恐惧。灾难发生的几分钟,几小时,几日之后,这个地区终被外界关注。搜救者冒着风险在充满沼气和一氧化碳的狭窄地道里搜寻,抱着一线希望去发现一位幸存者。朋友们打开门廊的灯守夜,悬挂自制的标语上写着:“为我们的矿工和他们的家人祈祷。”邻居们彼此安慰,相扶相依。

我看到了,这就是全社会的力量。在灾难随后的几天,电子邮件和信件涌入白宫。邮戳来自全国各地,人们通常都是同一开头:‘我很骄傲来自一个矿工的家庭。’‘我是一名矿工的儿子。’‘我很自豪能成为一名矿工的女人。’……他们都感到自豪,他们让我关护我们的矿工,为他们祈祷。他们说,不要忘了,矿工维持着美国的光亮。在这些信件里,他们提出一个很小的要求:不要让这样的事再发生。不要让这事情再发生。我们怎忍让他们失望?一个依赖矿工的国家怎能不尽全力履行职责保护他们?我们的国家怎能容忍人们仅仅因为工作就付出生命?”

随后是一大串遇难矿工的名字,尽管全球没有几个人认识他们。

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体现在生上,既无可否认又无法改变。如果还体现在死上,那就只有令人扼腕可惜了。同样是煤矿工人,有人死得那么有尊严,他们的名字像英雄一样被惦记和怀念。有人只是死成小数点后面的一个数字,只是活在统计年鉴里。

看着这近一千七百万条用煤和血写成的文字,我无法再读下去了。退出浏览器,我的心像电脑屏幕一样空白和闪烁。毋庸置疑,接下来我肯定要把刘万福的故事写成小说,这是我下来挂职锻炼的主要目的。不过问题是,如果过去我担心的是写什么的话,现在我担心的则是怎么写了。退出虚拟世界,我打量着刘万福们的生活,百感交集。他们的生活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像浑水里的一条鱼,不断地冒着气泡,有时候即使是活灵活现你也无法打捞。它在浑浊的历史河流里翻滚和下沉,灰暗得和煤泥是一个颜色,或者说,他们本身也是煤,如果有区别的话,只不过煤的使命是燃烧,他们的使命是让煤燃烧;他们是煤的腿,帮助它走到它生命的位置上,同时这也就是社会分配给他们的位置。

我想起正在阅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的传记。这个出生在印度,被称为经济学良心的家伙,开始了经济学界的一场革命。他不光关注增长率,还关注人的贫困、饥饿、自由和尊严。据说他的这种关怀来自于少年时期的一个经历:一位穆斯林男子闯入森的家中求救,这名男子虽然一再受到其妻的告诫,在公众骚乱期间不要去动乱的地方,但是,由于家人已经没有任何可吃的,他不得不到印度教徒居住的地区寻找工作以赚取收入,但不幸遇刺并最终身亡。这一深刻的亲身经历使森意识到,只有个人的自由才能带来发展。极端贫困下的经济不自由可以使一个人成为其他形式不自由的无助的牺牲者(我相信,包括那些明知挖煤九死一生的人,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义无反顾地走入井下的)。森还认为,多数政府都把贫困和饥饿归因于自然灾害,这是一个天大的谎言,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尤其是贫困和粮食匮乏不是致人死亡的主要原因,而对人的自由的剥夺和政府对真实信息的屏蔽才是真正的杀手。

有人曾以1942年中国中原地区饿死数百万人和三年自然灾害饿死千数万人的事实为例,来说明森的这个理论。那个时候中国政府并不是没有粮食,而是没有救济的政治压力和道德动力。

详细描述三年自然灾害的文章尚未曾耳闻。但1942年,即民国31年的这段历史,刘震云先生在他的《温故一九四二》里已经作了非常精彩地描绘,不过有一个细节震云先生揣测的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看到灾区人吃人、狗吃人的照片后)蒋介石的双膝轻微地哆嗦起来”,“马上拿出小纸簿和毛笔,开始做记录,让白修德和福尔曼提供一些救灾不力的官员的名字——这也是中国统治者对付事情的惯例,首先从组织措施上动刀子。”“我想,自两人走后,蒋一定摔了一只杯子,骂了一句现在电影上常见的话:‘娘希匹!’”

其实据后来公布的蒋介石的日记看,白修德和福尔曼走后,蒋介石泪流满面,直至数日后见到从美利坚合众国归来、在国会山演讲中出尽风头的第三任妻子宋美龄时,和她说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他在谈话的过程中几次“哽咽而不能言”。“达令,”他虔诚的基督徒妻子款款地安慰着这个迷失在儒教、基督教和三民主义丛林里的羔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上帝与我们同在。”

可事实上一切都没有好起来,上帝最终也抛弃了他,因为他虽然懂得了给别人施舍粮食,却不舍得施舍自由。最后,他失了他的国。

退守台湾之后,他试图以民主和开放来复国,但历史并没有给他假以时日。在他的这个年龄,虽然认命还太早,但做事已经太迟了。

1975年3月,当八十九岁高龄的蒋介石怀着救世济民的遗憾去世时,曾使与他斗了半辈子、也同样想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而适得其反的政治家毛泽东黯然神伤,据说还流了眼泪。是惺惺相惜还是孤独求败,我们已不得而知。但这两个曾为自己的治下饿殍遍地的图景辗转反侧的政治家哭过之后,历史依然滑行在固有的轨道上,虽然有人试图搬开这个道岔,但结果往往令人啼笑皆非。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如此,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挖煤的还在继续挖煤。

当然,我的这个即将被我打捞出来的主人公刘万福,不管我试图怎样安排他的生活,他也一定会固执地走在他自己的道路上,对我的哀怒视而不见。他的路径依赖不是来自于别的,而是来自于他的宿命,这个宿命是他从他这个阶级继承下来并将传承下去的。这个故事不管我怎么讲述,它都会像一个硬结一样疙疙瘩瘩。它是病。

                          

 

从山西回来之后,刘万福在家待了十来多年,娶妻生子,为父母养老送终。孩子上学之后,对城市的渴望像毒瘾一样始终折磨着他。有一年春节,他的一个在广东打工的表弟回来看他,说起了城市的生活。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第二天就打起铺盖跟着表弟去了广东中山市。走的头天晚上他呼呼大睡,老婆一夜辗转反侧没有合眼,看着不到四十岁的男人枯树皮一样的脸,禁不住悲从中来。但她忍住没哭,送他走的时候老婆还笑了,说:“实在不行了你还有个家,该回头时得回头。”他看了看老婆和她手里抱着的最小的孩子,说:“你放心吧,第一不会去偷去抢,第二不会去挖煤了;要是让车碰死了,那是我的寿限小。”妻子的泪水再也止不住了,把丈夫的背影泡得像一块破布。车子已经开动了,她只会反反复复地说:“可要记住家啊,小三还认不得你哩!”

到了地方收拾东西的时候刘万福才发现,老婆把家里所有的钱都偷偷给他打在行李里面了。她知道他的腿有关节炎,用狗皮缝了两副护膝。刚到中山,因为手里没有几个钱,他就摆地摊卖菜,慢慢地有了些积累后,他想尽千方百计把弟弟妹妹们都弄了过来。干了一段时间积累了经验和资金,他就不再卖菜了,开始给工厂供应盒饭,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了台湾一个老板萧先生。萧先生是时任台湾行政院长萧万长的堂弟,他先是在河南开了一个药厂,主要生产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利福平的原料药,大部分产品都出口东南亚。后来因为企业合资双方的内斗和国际市场行情的变化,使他的药厂遭到重创,虽然当地政府极力保护这个企业,但毕竟气数已尽回天无力。他卖了药厂到中山开了一家鞋厂,贴牌生产世界三大休闲鞋之一的“ECCO”牌便鞋。有一次,刘万福因为结算问题与厂方主管争论起来,刚好萧先生路过,听见他满口的河南话,就折过来问他是哪里人。他回答之后,萧先生笑了起来说:“真是有缘哪,河南可是个好地方,主要是人好,讲义气,每次去都把我喝趴下。可惜我的挖金命不在那里,但我跟那里缘分还没尽;要是你不嫌弃我们厂,今后盒饭都由你供应吧!”

捡了个这么大的便宜,他高兴得什么似的。回来专门开了个家庭会,他要求家人说,赚钱不赚钱是次要的,关键是要对得起萧先生的信任。一年下来,萧先生非常满意。年底公司做尾牙,还请他作为特邀嘉宾,萧先生发给他一个大大的红包。他想想已经三年没有回去过春节了,就带着一家人衣锦还乡了。春节过得喜喜庆庆,所有的亲戚都走了一遍。谁知道过了节最小的孩子因为吃了太多的好东西开始犯病,他让弟弟妹妹们先走,自己在家陪孩子几天。走时还反复交代,工厂的盒饭一定不能马虎。听的人都拍着胸脯打保票,他想着都是自己的家人,了解他们的品性,也并没有太在意。谁知道他在家待了不到十天,就被一辆警车接走了。警车进村的时候,全村人像过节似地围过来看热闹。当他戴着手铐被按进车子的时候,妻子在后面哭着喊道:“你不是说不偷不抢吗?还不如挖煤砸死你哩!”坐在警车上,他被妻子的那句话逗笑了,想,老天爷的心不会那么软,不把你折腾到筋疲力尽怎么会让你死?

到了中山他才知道,临时顶替他当采买的妹夫买肉的时候贪图便宜,买到了死猪肉,致使萧先生工厂二百多人食物中毒。“食物中毒?不就是吃了死猪肉吗,咋会中毒啊?过去俺村子里人经常吃瘟死的鸡猪狗猫啥的,也没见过一个中毒的。”当公安讯问他时,他吃惊地说道。不过公安人员的回答就更让他惊奇了:“那可不中毒咋地?二百多人拉肚子,卫生间都不够用,临时买了一百多个便盆。”“拉个肚子也叫中毒?这城里人也太娇气了吧?”

从看守所出来后他去找萧先生道歉,去了三次萧先生都没给他面见。后来萧先生传出话来说:“让他先学会做人,再来见我吧。”他不相信这是那个笑嘻嘻像弥勒佛一样慈祥的萧先生说的话,站在工厂门口不走,后来还是一个保安的一句话把他说走了。保安说:“老乡,咱河南人的脸够黑的了,您老可别再作孽了!”他扭头回去了,把全家人召集起来,只说了一句话:“这事儿已经过去了,咱们没有挣钱的命。”他没法责怪他们,他知道他们穷怕了,没见过钱。他们都没错,即使错了,他也不忍心责难他们。

回家待了不到半年,他的城市毒瘾再次发作。他发现在家根本没法活,在这个生他养他的村庄里他会窒息而死。现在的他像一条鱼那样,需要不断地从一个水域游到另一个水域,才有足够的氧气让他活命。不久后,他通过熟人包了一辆车,带着老婆在全国各地跑起了运输。

那一天,他和老婆从湖北贩了一车桔子和大米回来,路过一个服务区,他们想过去吃点饭休息一下。刚刚把车停在车位上,两个戴大盖帽的走了过来。他们是工商局的,其中的一个问:“车上装的什么?”他说:“水果,大米。”“大米?”一个工商跳上车,把袋子用脚踢开,米漏了出来。“你不知道不能贩运粮食吗?”“不知道,报纸上不是说现在全国什么都放开了吗?”“哪家的报纸说的?其他可以,粮食不能贩运,罚款五百。”他腾地扭过头瞪着他们,心跳加速,血往上涌:“报纸上还说,工商不能上路查车吧?”“睁开你的眼看看,这是不是路上?那仨字是什么,服、务、区!看清楚了吧?”那人跳下车,把车钥匙从车里拔了出来,扭头就走。他正要冲上去,老婆抱住了他说:“你也不想想孩子还眼巴巴地在家里等咱们?”然后她跑过去追上他们,好说歹说交了三百元罚款。

   饭没吃成,连水都没有喝一口,他们又上路了。一路上他们再也不敢找服务区停车。走到夜里十一点多,他又饿又困,想抽根烟,手里又没有火。他正在着急,一辆小车超过他,从车窗里扔出来一个烟头。他赶紧踩刹车,想让老婆捡起来,看看老婆睡得正香,他就自己拉开门从车上跳下来。双脚还没着地,又一辆车从后面冲过来。随着一声瘆人的喊叫,他像一只鸟那样飞了出去。

等他醒过来已经躺在医院雪白的床单上了,他极力想睁开眼睛,可是头上的绷带只给他留了一个小缝。他看见妻子像烟油子一样焦黄的脸,说实话,如果不是这次车祸,很久他就没有这么近地看妻子的脸了。妻子看他醒来,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想不到你的命这么苦,可命还真大!”他不知道妻子这句话是夸奖还是心疼,但对于他来说都差不多。他记得小时候常常做梦梦见爹娘死了,他在梦里痛哭失声。那不是对失去父母的伤心,而是他实在不知道怎么打发这件事儿。后来爹娘相继去了,经过了他们的死亡,他反而淡定了很多,觉得死亡无非就是睡个长觉不再醒来,只是一个第二天早上起来穿不穿床头那双鞋的问题。他想跟妻子说点什么,可是嘴根本张不开,急得满头大汗。妻子说,我知道你着急的是啥,桔子和大米都卖了,是交警帮助处理的,车也没啥事儿。他闭上了眼睛,还想睡,可是脑子里乱糟糟的,过去的经历一个一个排着队在脑子里等着他,这个还没打发完那个就跟过来了,脑仁子疼得像要裂开。

到了第二天,脑子不疼了,思维也比昨天清楚了很多,可身上的疼痛感明显增强了。他能开口能说话了,问起那天晚上的事情。妻子说,她是被他的叫喊吓醒的,她往车下一看,什么也看不见,车灯照着他丢在路上的一只鞋子。妻子吓得腿都软了,赶忙下车去找,最后在路边沟里发现了他。他身上也没有出血,就像喝醉了一样趴在沟里一动不动。妻子过去摸了摸,他还有脉搏,想拼命把他往上拖,但拖不动,坐在路边放声大哭。这是刚好一辆警车闪着警灯开过来,从车上下来一个警察,问了问情况,然后又下来一个警察,把他抬上了警车,直接拉到医院去了。妻子坐在后面卡车上,帮助开卡车的警察说,前面开警车的是他们的局长杨子龙。妻子说,这名字好记,跟他们的孩子差一个字儿,儿子叫小龙。那个警察说,你真行,到这个时候了还这么镇静。妻子说,不是镇静,是习惯了,开着这么个破车天天在路上跑,我总想着说不定哪一天跟人家碰头就没命了,真想不到是这一天。警察说,这一天怎么了?妻子说,今天是他的生日,今年是他的本命年,这一劫到底没躲过去。

妻子还说,到医院以后,他们俩交了押金就开着车走了,一直没再露面。刘万福叹了口气说,你还当人家是你亲戚啊?妻子说,那押金可是三千多,要不是这人家医院会抢救他?这倒让他大感意外,说,那得赶紧想办法通知家里来人送钱来,再一个家里的孩子也得有人照顾。妻子说,他的弟弟已经往这里赶了,孩子的姑姑也搬他们家住去了。刘万福又叹了一口气,想到他们这一家子人只能共患难而不能同富贵,心里觉得更是悲凉得无边无际。虚无了一会儿,他想去拉妻子的手,却发现胳膊抬不起来,两条胳膊都骨折了。

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他已经能四处活动了。他让妻子赶回去陪孩子,让弟弟在这里照顾他。出院前有一天他跟弟弟说,一定要去公安局找找杨局长,得把人家交的钱送还人家,另外还要特意去感谢人家的救命之恩。弟弟去买了些礼品,兄弟俩打了个车去了公安局。开始他想着那么大个局长肯定不好见,所以心里想好了主意,就说是局长的亲戚。结果到了公安局门外,听他们说是找局长的,门卫根本没有盘问就让他们过去了。但当看见他们掂着礼物,又喊住他们说道:“群众来见我们局长随时都可以,但是带礼物不行。”他说:“我们是他的亲戚,专门来看他的。”“谁也不行,规定东西不能带进办公楼,放在这里吧!”放下东西,他们按照门卫指点的楼层和门牌号敲了敲门,里面应了一声。他们推门进去了,看见杨局长正在一堆文件上写字,对他们点了一下头。他们也不敢坐,站在那里等着。局长依然没抬头说:“坐吧,我这里有个急件等着发走。”等局长写完安排人拿走,才问道:“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吗?”刘万福对弟弟说:“黑蛋,你替我给杨局长跪下。”杨局长站了起来,说:“你们这是干什么?找我有什么事?”刘万福眼泪涌了出来,哽咽着说:“杨局长,我是你一个月前救过命的刘万福。”杨局长楞了一下,然后很快就平静了下来,说:“你找错人了,我从来没有救过人。”杨局长的这句话差点没把刘万福惊得跳起来,他说:“杨局长你忘了,十月三号的夜里十一点左右,我在一0七国道上被车撞了,是你把我送到医院,还是你垫的医药费。”杨局长说,十月三号我还在市里开会,怎么可能在路上救你?肯定是搞错了。你们如果没其他事情就出去吧,我还有个会。”兄弟俩出来,站在院子里百思不得其解。后来看见杨局长下楼坐着车走了,看见他们连招呼都没打一个。俩人回到医院,他把那天晚上值班的护士找过来,问她送他来的是不是杨局长。护士说:“是公安局的杨局长,我跟他弟弟是大学同学,还去他家吃过饭。那天晚上是他和司机一块送你来的。”刘万福更加迷惑了,就把自己今天的遭遇给护士说了。护士说:“咦?真看不出来,现在还有人想做无名英雄?肯定是做了好事不愿意留名。”他问护士:“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是找记者写个稿子,还是再去找找他?”护士说:“你别着急,我去财务上找找他交押金时签的单子,拿着单子我陪你一起去,看他还怎么说!”

第二天,护士拿了押金单子,带着刘万福又去了公安局。杨局长一看见护士过来了,就笑着打招呼说:“什么风把三妹给吹来了?”护士说:“你说什么风?局长哥,是舍己救人的春风。”杨局长看了看刘万福说:“你先出去一下,我们说几句话。”刘万福站在门外,心里七上八下地打着鼓,不知道他们这葫芦里卖的是啥药。一会儿护士开开门,让刘万福把还局长的钱交给她,然后又把门关上了。又等了半个多小时,护士才开开门走了出来,拉着刘万福就走。刘万福说:“我们就这样回去?这算哪门子事儿啊?”护士说:“好了好了,我们回去再说。”回到医院,护士说:“这事儿到此为止,你的命人家也救了,人家的钱你也还了,现在两清,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就行了。”刘万福说:“哪有你说的这么简单?这又不是做生意,结完帐就拉倒了。要不是杨局长,我拿这么多钱连一只脚趾头也买不到。”护士说:“你真是个榆木脑袋,还看不明白是咋回事儿?人家不想张扬!”刘万福说:“我们就事论事,张扬什么了?”护士气得点着刘万福的脑袋说:“反正官场上的事儿给你三句两句话也说不清楚,你就别问了,赶紧治好病走人。”刘万福说:“这比让我死还难受,实在不行我就去报社找记者,不这样我会亏欠人家一辈子。”听见他这样说,护士的脸都变色了,说:“看你是个外省人,我还是给你说实话吧。刚才你出去后,杨局长很认真地跟我说,三妹,你要觉得我还是你哥,你就饶了我别再说这档子事了。我问他咋回事,他说,也没法给你细说,大致你明白就行了。这里的公安局长派谁来没一个人愿意,我也是无法推脱才过来的。前三任局长都给告到监狱里去了。我刚刚到这里来,工作还不到一年,据说告状信可以用麻袋装了,我正在给上面打报告说身体不行准备调走,你们这一搅合非黄了不可。我说,你和他们不一样,口碑非常好,大家都说你敬业能干有魄力,对待老百姓也非常好。他说,这样更糟,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真是天天拉关系找门子不干活的没人找事,只要干事就有人找你的茬,上级谁给你主持正义?所以我现在就想着赶紧走,一天都不想在这里待,你一定要帮帮哥。”

刘万福听了半天也没听太明白,但是知道人家不愿意跟他拉扯,这事儿说出去对人家没好处,也就只好作罢了。只是走的时候又带着弟弟去了一趟公安局。他远远地看着杨局长,心里想到,光知道自己的命苦日子不好过,不知道这命好的人日子也这么难过。看来这公家的车子坐着扎屁股,饭碗端着也烫手哩!

 

                     

就农民工进城这件事,后来我又跟周启生书记争吵了一次。我之所以用争吵这个词,就是每次跟他谈起这些问题,他都没有足够的耐心。他的意思是,农村的事儿你连皮毛都还不懂,一句话也给你说不清楚,不能老是用居高临下的态度给他谈问题。这也正是他激怒我的地方,其实在我看来,我只是从普适的意义上来说事儿,并不像他对我的印象那样,好像我总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好为人师。

“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所谓的农民,不是一个人,只是一个拼贴的镜像,是你们凭空想象出来的,”那次我们在他办公室谈完工作,他主动跟我说起这个话题,“你们这些整天口口声声爱农民,怜悯农民的人,在你们想象里的那个农民勤劳,善良,隐忍,宽厚,总之,中华民族的一切传统美德都集合在他身上。可是真正有一个满身汗味的农民走到你们跟前,你们马上会捂着鼻子躲开;如果你握一下他们的手,心里想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找洗手液洗手。可是,我天天要跟他们待在一起,是你们了解农民还是我了解他们?是你们爱他们还是我爱他们?”

我告诉他,这完全是两码事,正如热爱正义事业的人不一定非要冲到浴血奋战的前线。或者借用他们的话说,可能某个具体的农民并不值得同情,但是对他们的关心依然是大家共同的情感,而且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一种高尚的情感。他同意我这种说法,但还是坚持认为,他主张把农民“赶进”城是目前最好的“选择”。“你知道吗?每个月即使他们只有一千块钱的收入,也几乎是每亩地一年的收入,这不仅仅能解决脱贫的问题,上学就医都能解决了。所以这样的选择是理性的,你回去可以和你老公继续探讨这个话题。经济学家认为,一个理性的人每时每刻都面临着选择。就像目前,我可以选择结束争论,也可以选择不。”

他的很多做法我都不怎么赞成,可事实上结果总是他对。他把优质资源全部集中在城区,使一个偏僻的县城变成一个热火朝天的大工地,使这个劳务大县竟然招不到工人;他把剩余劳动力“赶进”城市,使更多的土地向大户集中,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过去要忙乎一个月的三秋三夏,现在三五天就结束了;他卖掉了政府的医院和高中,使全县的卫生和教育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也许是因为他太对了,对得几乎没有一个地方不是“错”,所以才铸成后来的大错——任何一个试图在既成体制上打孔的人,结局无不如此。也许他始终没想到表面上他是与体制作战,实际上是在跟文化作战。在这样的战场上,最后死掉的只能是挑战者,而不会是文化。也许他是一个很好的经济学家,但绝对不是一个合格的中国官场上的官员,而且更可怕的是,还不仅仅是我自己这样认为。

这年的寒假,老公把女儿带到了这个县陪同他一起搞调研。对老公的这份热情,女儿一直嗤之以鼻,包括我的挂职锻炼她也作如是观。在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眼里,我们所做的这一切简直就是一场闹剧。“不,”她说,“把这些说成是闹剧算是夸你们了,说是一厢情愿的意淫更贴切。”其实,我喜欢她辛辣的语言和尖锐的思想,这常常使我的写作调转方向。

不过在看了几个困难户之后,她喋喋不休的讽刺终于划上了一个句号。我们到的第一家是个三口之家。男主人过去在城里帮人家开货车,一次车祸致使他高位截瘫,屎尿都拉在床上。女主人的手由于长期泡在水里洗涮,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和严重的腰肌劳损,骨节粗大得吓人,腰都直不起来。家里只有女儿还算个正常人。当我先生问他们需要什么帮助时,他们的回答是:“没有不需要的!”

第二家是一对捡破烂的老人,收养了四个残疾儿童,两个侏儒,一个兔唇,一个肺结核患者。两个老人靠每天捡破烂的收入养活他们。我们去的时候,那个患肺病的孩子正躺在床上咳嗽,离很远就听见他拉风箱一样的哮喘声。这个孩子面部潮红,头上汗津津的。我们站在他面前看着他,他也用眼窝深陷的眼睛看着我们,黒眼仁有一种死亡的光芒,亮得让人心疼。老人说,他每天下午都发烧,吃了药也没多大用。我说,好像政府有个专项救助,就是专门针对结核病的。老人说,知道,不过政府规定得拿到市里的证明才作数。如果到市里去,光花费就得成百上千,他们拿不起。这时女儿从包里掏出一千块钱给他们,让他们抓紧时间去检查。

第三家的生活状况更是让人惨不忍睹。这家的男主人跟着人家上山打板栗,回来的时候车翻进了沟里,十三个人到现在都没找到尸首。女人也撇下五个孩子扬长而去。孩子们跟着风烛残年的爷爷生活。屋子里几乎没一样像样的东西,室外的光线透过残缺不全的窗口照着阴暗的室内,看着就像好莱坞的劫难后剩下一堆废墟的片场。两个大点儿的女孩子上学去了,剩下的三个孩子木呆呆地看着我们。就是在那里,女儿被深深地震撼了。“真想不到……怪不得……”我觉得她肯定在心里试图把自己和她生活圈子里的人与这个残破的家庭拼接起来,但她的努力显然失败了,这巨大的反差使她脱离了现实,陷在另一种矛盾的虚无里。她主动把汗湿的手放在我的手心里,一直到往回走了很久她也没说一句话。

快到县城的时候她提出来要去西部当志愿者。我和她爸爸都没有说什么。

晚上周书记陪我们吃饭。女儿突然提出了一个想法,她建议电视台搞一个栏目,叫“一百个人的过年梦想”,把这些人的生活困境和他们过年的愿望通过电视平台反映出来,让更多的人关注他们,从而帮助他们过一个充满爱心的春节,然后在县里举办的春节晚会上把其中的经典节目植入进去,以达到“在欢乐中抒写悲苦”的强烈的艺术效果。

我说:“如果这仅仅是为了表演,对一个后现代主义者来说不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吗?”

她说:“只要结果是好的,那就算是好的动机。”我笑了起来,本来说话者的身份应该颠倒一下才对。不过我对她这个想法在心里还是首肯的,同时她的想法也得到了他们的一致赞成。过了没几天,电视台“大爱汝东——圆你过年的梦”的大型公益节目如期推出,并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当我在电视上看到那个患关节炎的母亲说:“我需要一台洗衣机”的声音刚落地,下面飞播字幕打出来的手机互动,竟然有一百多个人愿意帮助她圆这个梦。那个捡破烂的老人带着四个残疾孩子出现在屏幕上,我相信所有观众的心都被震撼了,他过年的愿望是:“吃一顿大肉饺子,给每个孩子买双鞋。”手机信息应接不暇,电视台打出了这样的字幕:“因观众所发信息过多,致使电视台信息平台出现拥堵故障。”

   到了春节晚会上,又把这个活动推向了高潮。那个因车祸而高位截瘫的病人被推到了舞台上,他们一家三口在追光灯下泪流满面。这个病人说,谢谢你们的关爱能让我们度过一个温暖的春节,我的心给你们跪下了!他的女人真的在镜头前跪下了。这个朴素的动作,让台下热泪横飞,掌声雷动。一个企业家走上台动情地说,你这一辈子的轮椅我都包下来了。

   捡破烂的老人带着四个孩子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背景音乐《爱的奉献》如梦幻般响起。四个孩子都穿上了新鞋新衣服。那个患肺病的孩子依然瞪着漆黑的眼珠看着这个喧闹的世界。在他们转身走下去的时候,县里从北京请来的两名歌星走上台来,捐出了她们当晚的全部所得。

   让我遗憾的是,那个爷爷领着五个孩子的家庭始终没有露面,电视台的节目没有他们,春节晚会也没有。大年三十的上午,和女儿离开县里回家之前我专门去了一趟。五个孩子都在家,围着爷爷包饺子。这个家虽然困苦不堪,可是依然有着幸福家庭的其乐融融,这一点让我非常感动。看到我进来,老人赶忙站了起来,孩子们坐着都没动。我让司机把我带来的东西拿下来放进屋里,孩子们依然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站了几分钟,我走了出来,站在院子里跟老人拉家常,一个声音突然从屋子里飘了出来:“阿姨,你们走吧,让我们安静地过年!”声音有点激动,也有点胆怯,甚至还有点愤怒。我重新走到屋子里,看着这几个手上粘满面粉的孩子,我说:“我来没别的事儿,也不是公事,只是想趁过年看看你们。”那个大点的女孩站了起来,她有十六七岁的样子,跟我的女儿差不多年纪,冻得红彤彤的小脸上挂着泪痕,胸脯一鼓一鼓的。她说:“我们不需要。”我走到她面前,试图去拉她的手,被她躲开了。“为什么呢,孩子?”“不为什么,”她扭头看着墙壁,“我们只想过一个有尊严的春节。”我大为惊奇,说:“孩子,这跟尊严无关,每个人都可能遇到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包括我在内。”这姑娘依然没回头:“我们也需要帮助,可不是这时候。”“那是什么时候呢?”我问。“我弟弟没钱交学费而被逐出校门,我爸爸失踪没人管,你们都在哪里?我妈妈为什么出走?她到政府跑了上百趟,没一个人管我们。”

这时我女儿过来插话说:“小妹,关心别人是不分时候的。”那个女孩停了一会儿说:“是这样子吗?既然是这样,为什么只有到了春节才能看到你们的笑脸,摸到你们温暖的手?可是你们知道吗?当你们在电视上拉着我们的手笑的时候,我和妹妹却在底下看着你们哭。你们从来没想过,把我们一家人的痛苦拿去展览我们会是什么心情?我爸爸每年都要在电视上死一次,妈妈每年都要在电视上跑一次,”,她用手指了一下我女儿,“换你你能承受得了吗?”

这样的话语不仅仅是愤怒,简直算是仇恨了。现在小孩子们的早熟,着实让我吃惊。我以为女儿会跳起来,但她却默默地拉着我的手往外走。老爷爷跟着把我们送出门外。我坐上车,看他站在寒风中目送着我,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我的父母,也一下子明白了他们的心情。我又跳下车,把过年给双方老人准备的红包掏出来给了他。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语无伦次地说:“孩子不懂事,您别生气……过了年她就该去打工了。”

在他的语境里,出去打工就是长大了,成人了,懂事了。

在路上,女儿手脚不停地发着过年短信。我说:“孩子,别发了,我心里堵得难受。”她说:“我比你还难受。”“我们的难受不一样,你难受是受了刺激,我难受是感到无助。”女儿停止了动作,说:“不是的妈,我觉得你们彻头彻尾地错了。其实,拿人家的苦难作为你们爱民如子的表演道具,让人家每年都陪绑,并不是最大的悲哀。最大的悲哀是,你们凭什么不经人家的允许就可以随便推开人家的门怜悯人家?就因为你们是领导,就因为人家是穷人吗?”

 

                     

 

张和平所叙述的刘万福杀人事件,远比那天我在半山羊村听来的沉重。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复仇故事,它缓慢的生长过程,充满着远远比故事大得多的张力。当然也有事件发生前后遗留在人们心里的无力感,以及由这种无力感派生出来的历史虚无感,所有这些都不是一篇小说所能说得清楚的。对正义的追求和对邪恶的惩处,是人类社会两个古老的命题,但事实却往往不尽如人意,或者大部分不如人意。尤其是有了法律这个公器之后,这些事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旧约全书·申命记》所主张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的古老正义,正在被现代文明肢解得支离破碎。

而据所谓文明人对这事儿的解释是,最高的文明就是宽恕!

可是,有人的宽恕是出于慈悲,有人的宽恕却是出于无奈。

刘万福与刘七的恩怨从上一代就结下了,那时刘七的爹是大队支部书记。已经做了爷爷的刘七爹,看上了刘万福的一个小姑,就在一次村里组织的冬季兴修水利工程的工地上,把她给强奸了。但是这事儿到底是不是强奸,刘万福一直很迷惑。因为那时候在村子里,小姑可以莫名其妙地不参加集体生产。她待在家里,一会儿刘七爹就踱过来了,叼着一根烟,胳肢窝里夹着一本记工本。刘万福知道,只要他拿笔在这本子上划一道,你就可以得到一天的工分,价值一毛多钱。

后来小姑远嫁到山那边的安徽省去了,据说小姑夫曾经给刘七爹写过一封信,这封信的内容到现在也没人知道。小姑夫肯定不会说,刘七爹也因为患睾丸癌被耗得皮包骨头后一命归阴(他死的时候,村子里的人都说,死在这上头真是报应)。只是有一次小姑夫来走亲戚的时候,一家子人正在吃饭,刘七爹忽然窜了进来,进门就把桌子掀翻了,然后冲上去煽小姑夫一个耳光,骂道:“你他妈的不是告我强奸你老婆吗?告去啊,我就是强奸了,我看你能把我咋地?”刘万福记得他爹陪着笑脸把骂骂咧咧的刘七爹劝走了。小姑夫捂着肿胀的脸,半天没说话。

作为小孩子的刘万福的疑惑是,如果是强奸,小姑干嘛在家里等他?如果不是强奸,那么他干嘛要告诉小姑夫?长大了他才咂摸出这里面的道理,估计是新婚之夜那一关小姑没过去,被小姑夫审了出来。小姑夫一气之下写了封信给刘七爹,才出现后来的那一幕。

等刘万福能想明白这个事儿的时候,恩怨已经移植到他们这一代了。从煤矿回来后他结了婚,办了婚礼的第二天他就领着新媳妇到田里干活,也算是冤家路窄,在路上正碰上刘七。他跟刘七还是小学同学,小学毕了业他就辍学了。刘七一直上到高中,毕业后凭他爹的关系跟着公社书记当通讯员,后来因为跟打字员乱搞被清退了回来,在家里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看见刘万福两口,刘七踅了过来,说:“大眼,都说新媳妇长得漂亮,这一看才知道嫂子长得果真不错啊!”说着就动手动脚起来。刘万福说:“刘七儿,咱俩可是从来没开过玩笑,这儿也不是开玩笑的地方。”刘七听这话并没恼怒,还是笑嘻嘻地说:“我没赶上闹你的洞房,今天刚好在这里找补一下。”他眼睛看着刘万福,趁他媳妇不注意,忽然扭头猛地一下把她的裤子退了下来。新媳妇里面没穿内裤,羞得尖叫起来。刘万福说:“刘七儿,你不能……”话还没说完,刘七又去扯她的上衣。老婆哭着喊道:“大眼,你还是个男人吗?”刘万福赶紧过去推刘七,弱不禁风的他哪经得起这个,一个趔趄倒在稻田里。他从水里爬起来,指着刘万福的鼻子骂道:“你他妈找个破货还跟捡个宝贝似的,你看她屁股这么大,像个处女吗?戴个毬绿帽子还这么嚣张!”刘万福说:“你再瞎扯我撕碎你的嘴!”刘七没敢再过来,只是点着刘万福说:“有本事你过来撕撕看看!”还没等刘万福冲过去,就被他媳妇拦住了,媳妇说:“别跟小人一般见识。”刘福万咽不下这口气,拉着媳妇去了派出所。

结果可想而知,他们在派出所遭到了一顿奚落。人家人民警察说:“你们怎么这么经不起闹腾?新婚三天,天地闹翻。如果都不跟你们闹,你们这婚结得多没面子?”刘万福说:“要是只有我自己遇见这事儿也就拉倒了,算我倒霉。你们知道他在村子里祸害多少人吗?现在正赶上严打,你们不打这样的坏蛋,光抓那些小偷小摸的算什么啊!”警察立马严肃起来:“你说话得负法律责任,他犯了什么罪你现在就可以举报,但是诬告是要反坐的。”刘万福想了想,说了几件事,警察说:“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事儿,够不着犯法。”他也实在想不起来有什么大事,只好垂头丧气地回了家。

从湖北车祸出院之后回了家,刘万福彻底断了进城的念头。在弟弟妹妹们的帮助下,他买了个农用三轮车给人家运建材。有一次他拉了一车石子正跑着,看见一辆越野车横在路上。他下了车走过去,看见刘七带在一群人坐在车里。大热的天,刘七头上还歪戴着一顶帽子,像电视上赵本山那样子的。刘七说:“老同学,你在大城市待习惯了,咱乡下的规矩你还不知道吧?”刘万福说:“该知道的都知道了,不该知道的确实不知道。”刘七的一个小喽啰拉开车门跳了下来,走到刘万福的车子前面举起手里的一把锥子,把刘万福的三轮车的轮胎全捅破了,然后用锥子点着刘万福说:“这个规矩你不知道吧?你以为咱们这么大个半山羊都是你们家的一亩三分地啊?”说完这帮人扬长而去。

后来刘万福才弄明白,这附近所有的建筑材料都被刘七他们垄断了,只能从他们手里高价买回来才可以。他知道斗不过人家,就不干这个了,承包了几亩果园,水果下来的季节就卖点水果,平日里往城里贩运蔬菜,以此维持全家的生活。有一天他进城贩菜回来已经很晚了,进家看见屋子里黑灯瞎火的,大冷的天,孩子们都坐在院子里。他觉得气氛不对,就问孩子你们妈去哪里了?孩子们都不吭气,拿眼看着紧紧关着的屋门。他推开门,看见老婆和大女儿一个坐在炕沿上,一个坐在凳子上相对垂泪,知道肯定出了什么事,而且不是小事。他实在被出其不意的打击弄怕了,那一刻他的嗓子眼发干,头涨得嗡嗡响。他问老婆:“出什么事儿了?”老婆只是哭,头也没抬。他问女儿,女儿也不答话,扑在床上拿被子蒙住头大放悲声。他又问老婆:“到底怎么了?”老婆抽咽着说:“刘七儿这个挨千刀的,真不是人连个畜生都不如啊!……”他觉得脚底下忽然裂开了,像一个无底深渊,一眼看不到底,心像被一只大手揪住,有人拿一把钝刀子一下一下地锯着。他过去双手抓住老婆的肩膀,低声喝道:“你给我说清楚,到底这个畜生怎么了?”老婆哭得更凶了,边哭边说:“我就是给你说了,你能怎么他?不是平白把你搭上受侮辱吗?”他听着老婆的话,心里更加疼痛了,疼痛到麻木。“老婆,”他觉得自己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好像是另一只嘴说出来的:“就是一只猪,逼急了也会咬死人;我们忍到时候了!”老婆说:“忍到时候了?要么是他死了,要么是咱们俩眼一闭死了才算到时候。”老婆这话让他在复仇和无奈的情绪间漂流,这种复杂的情绪拍打着他,前胸后背都汗津津的。尽管他知道这次事件肯定非常恶劣,但还是抱着希望不是他恐惧的那件事,再次请求老婆告诉她怎么回事儿。老婆看了一眼在床上哭泣的女儿,抽抽搭搭地把事情经过给他说了一遍。

刘万福的大女儿初中毕业就辍学了,开始帮母亲在家干农活,后来经她的一个同学介绍,在镇上一家超市打工。那天下午下班她骑车回家,出了镇子不远,就发现有一辆车在后面跟着她。在一个陡坡前她下来推着车子往前走,那辆车在她面前停了下来。刘七儿从车子上跳下来拦住她,说:“你爹是大眼吧?”她拿眼睛瞪着他没吭声。他又说:“这样吧,明天我请你吃饭唱歌,我们交个朋友。”她说:“你也不看看你的年龄,我都该喊你大爷了。”刘七说:“最好喊我个爷爷,咱们隔辈亲。”她不再理她,推着车子就走。刘七在后面喊道:“别忘了,明天,不见不散。”她知道刘七不好缠,所以第二天不到下班时间就请假回了家。走到半路上,刘七的车从后面追了上来。她还没停住自行车,就看见从刘七的车上下来两个人,其中的一个她认识,是她同学的哥哥。那俩人也不说话,拉着她就往汽车上塞。她向同学的哥哥喊道:“哥,你也害我吗?”那人也不答话,只管往车上推她。刘七在车里说:“这里没有你哥,只有你爷爷我。你识相点,你敢喊立马把你的嘴粘住!”她还是不管不顾地喊了起来,但车子的门已经关上了。车子往山上开去,她的胳膊被人紧紧地抓着,一下也动不了。接下来的故事就像演电影一样:她被扒光了,被扔在一个超大的床上,被那个跟他爹一样年龄的人压在下面……

听完老婆的叙述,刘万福觉得浑身像被掏空了一样。他呆呆地坐了半天,屋子里沉闷得简直像要爆炸。老婆说了这些以后,就像放下了一副重担,拿空洞的眼睛一会儿看看他,一会儿看看女儿,好像这事儿已经跟她无关了。后来,刘万福说:“我要不把这个王八蛋碎尸万段,我就真不是个人了!”女儿忽然停止了哭泣,坐了起来,咬牙切齿地说:“砍碎他也得拿他喂狗!”说完楞了半天,又捂住脸哭了起来,然后看着刘万福说:“爹,我求你了,吃个哑巴亏算了!这事儿要闹腾出去,你想想你们还怎么活?我还怎么活?”

刘万福还没答话,老婆已经站了起来,拉开屋门召集孩子们说:“吃饭吧。”

                

 

 

我试图在刘万福的故事里寻找背面的东西,也就是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故事?这是比故事本身更耐人寻味的东西,也是张和平反复向我询问的问题。每次讲一段刘万福的故事,他总是要加上这样的设问:要是他不去挖煤能会咋样?要是他不去贩运能会咋样?要是派出所把刘七严打了能会咋样?我告诉他,生活是不能假设的,不是应该咋样,而是就是这样。他说:“你说这就是他的命?”我说:“你是个老师,怎么还信这个?”他的回答让我啼笑皆非,他说:“我是教语文的。”我说:“是不是教哲学的就不信了?”他楞了一下也笑了:“现在还有谁不信这个呢?”这个非常简单的结论真的把我给镇住了,我想,如果真是一个国家的老百姓都信这个,那这个国家还有救吗?

当然,这不是我应该考虑的问题,毕竟尚有“肉食者谋之”,我“又何间焉?”我需要考虑的是,在这个故事里,怎样找到老师说的“真正的小说”——看清楚它的人物,琢磨透它的细节,从而对他们的生命进行评价。在别人的生命里穿越,其风险自不待言,而我更大的苦恼来自于在没有看清楚自己之前,如何能够看清楚别人?

只要一安静下来,刘万福杀人的那把刀子就明晃晃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同时,我总是把它和石舒清的小说《清水里的刀子》联系起来——曾有一家杂志让我点评过这部作品,我在评语里说,这是二十年来我读到的最好的小说——在这篇小说里,一头牛能在自己作为牺牲奉献给真主的时候,看见宰杀自己的那把刀子。因为牛是大牲,它能看见群星后面的天庭,那是它的尊严所在。而作为杀人者的刘万福,又是在什么时候看到了自己生命里的那把刀子?我相信,他的尊严不是由灿烂的星空做底子的,而是在生活的烂泥里一点一点泡出来的,即使到了天庭他寻找的肯定不是灿烂的星空,而是一个能让自己喘口气的角落(如果天庭有角落的话)。作为当时的看客和后来的读者,也许看到的只是他一刀索命的快意恩仇,看到的只是他把刀举起又落下的物理过程,可支撑这个物理过程的心理过程有多长?是一个世纪,一辈子还是一刻?

可以肯定地说,不是一刻。有一次,刘万福见到了刘七,刘万福说:“刘七,你的头晃荡得太久了!”这话从刘万福嘴里说出来,着实让刘七吃了一惊。“岳父大人,”刘七剔着牙说,“是太久了!是太久了!”等刘万福走过去,刘七呸地吐了一口痰,好像那口痰就是刘万福,他用脚踩着那口痰,狠狠地说:“这话也配你说!”

 

 

那天杀了人之后,刘万福掂着刀先去了自家的坟地。他把刀插在坟前,扑通一声跪下,磕了三个响头,说:“爹!娘!儿子这边的事儿已经一了百了了,就要跟你们见面了。我很快就躺在你们二老脚头,再也不分开了!”说吧,拔腿去了派出所投案自首。

先后开了两次庭,他对自己的犯罪过程供认不讳。法庭的判决下来了,死刑。第一次就是判死刑,法庭问他上不上诉,他说不上诉。第二次开庭法官还是这个问题。“不上诉,”他坚决地说,“我只想着快点死,等死比找死还难受。”

关在死牢里的一共有三个人,一个是黑社会犯罪的主犯张科大,一个是因为妻子有外遇而愤然杀妻的中学教师王思成,他们三个人都戴着脚镣手铐。刘万福进来已经是晚上了,还没看清楚屋子里的人,就听见一个低沉浑厚的声音在头顶上响起:“又来客人了!”等警察锁了门出去,这个声音又问了一句:“做了几个?”刘万福这才看清楚他,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面皮白净,像个老师,只是胡子有点长。“我杀人了,俩。”刘万福回答他,估计他问的“做”就是杀的意思。那人说:“还赶不上我的零头。那个老师,”他用头点了一下另外一个墙角的人,“他最窝囊了,自己老婆被人家睡了,临了被杀头的却是他。”刘万福没答话,他又接着说:“我这一辈子赚大发了,该吃的吃了,该喝的喝了,该睡的睡了,该杀的杀了。”

刘万福转过头去看那个老师,他皮肤黢黑,满脸胡须,倒像个杀手。后来他想,这个世界真是颠倒了,老师像杀手,而杀手像个老师。有一次他问起老师的杀人经过,那黑脸汉子半天没理他。张科大对着老师说:“你还想要出场费咋地?这是你这一辈子最后一个人听你讲你的故事了。”他还是不说话,后来张科大三句话就把这件杀人故事说完了:“他跟他老婆是大学同学,他老婆爱的那个男人跟他们的另外一个女同学结婚了。他老婆在人家的婚宴上喝醉酒后宣布要跟他结婚。结婚没多久,他晚上回家发现那个男人跟老婆睡在一起,就宰了他们俩。”说完又找补一句:“真窝囊!”刘万福想,你只知道他窝囊,不知道我比他还窝囊。所以等张科大让他讲他杀人的故事的时候,他就把前面的大部分内容省略了,只是从果园讲起。讲到手起刀落那一段,张科大哈哈大笑,痛快痛快!这才像个大哥。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喊他大哥。

进来没几天,家里送来了一套西装,还有秋衣,衬衣和鞋子袜子,都是崭崭新的。张科大说:“这是家里给你送行的。大哥你先走,给我们打个前站,到时候我俩也有个依靠。”刘万福把那些衣服翻过来抚摸着,在里面找到了两封信。一封是弟弟写来的,弟弟在信中说:“哥,我们都尽力了,你别怪弟弟妹妹们没能耐,没把你捞出来。我们几个常常抱头痛哭,都想替你去挨这一枪,可是国法不容啊!现在我想跟你说,我们唯一的遗憾就是你不能回到爹娘的脚头了。咱们的坟院已经没地方了,就是那个地方能挤下你,也挤不下我和三弟。你怎么忍心咱们兄弟到那边再分手啊?我们的意见是再新开一块坟地,咱们弟兄三个还住在一起,我们跟你还没过够。哥,你一定答应和原谅我们。”老婆的信是女儿代写的:“你的苦终于熬到头了,我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悲伤。你安心地走吧,在那里等着我,我们下辈子还做夫妻!!!”在妻子的话下面是女儿自己的:“爹,我们爱你,我们为有你这样的父亲而骄傲和自豪。”看完信,泪水无声地从他脸上落下来。张科大说:“大哥,这时候哭足哭够,上路的时候得像个汉子!”

晚上看守所送来了几个菜,还有酒。过来了几个干警,把他们三个的脚镣手铐全打开了,监视着让他们洗洗手脸开始吃喝。张科大说:“大哥,给你送行还要我们俩作陪,人家警察真够意思!”他没说话,都知道这顿晚餐对他意味着什么。当天夜里他睡得很踏实,只是到后半夜,他被王思成的梦话惊醒了。王思成喊道:“鸟!那么大的红鸟!”这是他听见他说的惟一的一句话。

第二天相当平静,并没有人来带他。第三天的早上,牢门哗啦啦地打开了,过来一群戴墨镜的法警,把张科大和王思成带出去后,又哗啦啦地把门锁上了。他用头撞着门喊道:“法官,法官,还有我!”一个法警把瞭望口打开,骂了一句:“你他妈的死也这么着急啊!”他心里想,我咋不着急啊,已经着急两个多月了。

当天上午,法院又来了两个干警,向他宣布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根据他的犯罪性质和自首情节,改判为死缓。

听完判决,他愣愣地站了半天,最后说:“怎么你们不办个人事儿,把我杀了啊!”

 

有几件事情还需要作一个补记。

关于刘万福这个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那天张和平到我办公室来,异常高兴地告诉我说,到监狱不久刘万福就被改判了,由死缓改判为无期徒刑。我也替他高兴,问张和平:“他怎么表现这么好?看来是真的悔罪了。”他说:“这事儿你可帮了大忙了。”我诧异:“我?帮忙?”“是啊,那天在信访局门口的广场,你讲了话。那个三死三生的新闻在网上被一百多家媒体转载,所以监狱研究给他减了刑。不过还得感谢县委宣传部,那个活动是他们事先安排好的。”我想起来了,那天是由宣传部副部长带着电视台过去录的像。这个桥段让我有点意外,但也觉得完全在情理之中,当然也在套路之中。

临走,张和平嘱咐我说:“赵县长,这事儿你要是写成小说的话,也不能把刘七儿写得那么坏。我前天去监狱看看大哥,他也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呢?”我很吃惊。“其实刘七儿这个人也办了不少好事,进村的路都是他修的,村里建校没钱也都是他捐的。”嗯,我想起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最懂辩证法的是人民群众,这话没错儿。“刘七的爹也没那么坏,三年自然灾害那些年,他私自让老百姓在山上偷偷地种果树养家禽家畜,也冒着杀头的危险哩!”

他还说:“赵县长,你得多往乡下走走。咱这地方有写头儿,您想想,鄂豫皖三省交界,解放前出红军和土匪,解放后出将军,人的胆子大得很!”

关于县委书记周启生我还想说几句。我挂职结束回省里不久,他就被调到市政协工作了,明升暗降,这已是公开的秘密。我和老公去看过他几次。他已经没有了先前的激情和锐气,豪气干云的喝酒气派也没有了。“你这次喉结动了。”我笑话他,他也一脸无奈,说:“术不及道,道不及势啊!”这句话的意思是,即使你有在官场上混的方法和经验,但比不上官场自身的潜规则;你找到了它的规则,又赶不上官场发展的形势。

其实,他哪里去研究过什么术道势?只不过是自己解嘲罢了。       

喝完酒后,我们又找了个地方喝茶,好像有很多话要说,但是又实在找不到话头。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离开他往回赶的时候,已经是夜里一点多了。在路上,老公收到他发来的一条短信,是一首诗。诗的名字是《兄弟》:

我不想在一首诗里翻身

不想在被反复歌吟的长句里苏醒

除非碰着那些人

他的骨头硌着我的痛处

眼里的光掺着时间的沙砾和无助的悲哀

而即使坐在动辄得咎的明处

语言的剑鞘

仍然包裹不住思想的锋芒

他是我的兄弟

我们在这个不该白日放歌的时代相遇

不该用文字烛照对方和周围世界

不该让思想劈面相遇

在静夜里电闪雷鸣

不该在风雨如磐的时节里

把日子拼贴得风生水起

兄弟,记得有一次我们谈起了王小波的散文

仿佛站在楚襄王的快舟上

“一点浩然气,

千里快哉风。”

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鼓腹而游

也在这个时代里百病丛生

不管是在庙堂之高

还是江湖之远

左手家国天下

右手儿女柔情

如今,何处是长亭更短亭

天涯望断

高楼休倚

只是读到“理想主义火焰生生不息”时

鼻腔发酸

……

诗很长,后来老公让他发到了邮箱里,并转发给许多朋友。他们说,一个县委书记,血管不该流这样的血。

又过了一段时间,听说周启生被双规了。要说起来,这件事情也是事先就有人预料到的。有一次他到省委党校讲课,提到了他的执政理念,就是后来网上风传的“六个不”:作为一把手不跟班子讲团结,如果团结出了问题,肯定责任在一把手,如果不是忍无可忍哪个副职敢跟一把手闹不团结?第二不出思路,每个县委书记到一个地方都出思路,好大喜功劳民伤财,没有一个能执行到底的。第三个是不整顿会议纪律,你讲得好,讲得有道理人家自然愿意听,凡是会场秩序不好肯定是你没讲好。第四是不招商引资,你把环境打造好了,客商自然就来了。第五是不虚张声势抓大事,把小事抓好了就是最大的大事。

最关键的是第六个不,他讲的这句话可以说是石破天惊:不口口声声对下级讲反腐败,如果上面不腐败,下面怎么会腐败?他的讲话刚刚结束,就有人给他发信息说,在下面听得出了一身冷汗。回到县里面,他还津津乐道地把这条信息拿给我们看,说就是要让他们听得出冷汗,现在讲真话的太少了。现在想来,这个从来不设防的人,不出事倒真是不正常了。

那次我们与先生的导师说起这件事,导师先是感叹道:“这个书生啊!从来不知道保护自己。”他这话听起来好像官场就跟地雷阵似的,让人毛骨悚然。然后他用毛笔在一整张宣纸上写下司马迁《报任安书》里的一句话:“谁为为之?孰令听之?”并自言自语地说:“你看人家司马迁说得多好!你干给谁看啊?你说给谁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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