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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篇小说创作概评

2017年01月17日 21:04 王迅 点击:[]



2016年是长篇小说丰收年,老中青三代作家都发表或出版了质量上乘的长篇新作。同时,短篇小说也呈现分外强劲的创作态势,许多短篇精制出自名家大家之手。这种背景下,中篇小说创作相对平淡,似乎少有引起轰动的作品问世,但只要打开文学期刊,中篇小说在数量上并未显示衰减迹象,保持了自身独特的文体特征和审美路数。与往年相比,中篇创作依旧波澜不惊,以执拗探索的姿态稳步向前迈进。下面根据我对中篇小说现场的观察,从知阴暗面与光明面,识分子意识,人心、人性与命运,角色错位与悖论想象,终极观念下的精神刻度以及虚化与实化的美学探索等六个层面,试图对2016年中篇小说创作进行梳理和归纳,初步给出我对本年度中篇小说创作趋势的总体印象。




黯淡与光明:美学辩证法


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总体色调黯淡,而有理想有正气的作品十分稀缺。如果把世纪之初的中国小说与20世纪50年代文学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当前文学主流中,诸如暴露社会阴暗、揭露官场腐败、呈现不良世风的批判性书写,在50年代语境中恰好是受到压抑的,而在当下小说叙述中占据绝对优势。另一方面,对传统意义上对真善美的开采与发掘,几乎被当下中国小说家所遗忘。在此意义上,秦兆阳重要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所期待的整体性的现实主义美学在今天已成为常识的情势下,我们的文学似乎陷入了另一种极端:“光明面”被遮蔽或被忽略,没有希望、没有理想的文学反而成为主流。你可以说这是社会现实在文学意识形态领域的某种反映,也可以说是出于创作主体义正言辞的批判精神,但光明面和正能量的缺失,毕竟有悖于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指向,同时也势必造成文学的畸形生长,无形中缩减了文学审美的表现疆域。这种背景下,《把灯光调亮》(《上海文学》2016年第10期)、《远处的雷声》(《芒种》2016年第6期)等作品,在黯淡中展露光明,在逆流中弘扬正气,这种曲折的审美表现,正是对当前文学主流的反动,更是对文学审美严重失衡的纠偏。


张抗抗十余年来首次回归中短篇小说写作,加之小说所关切的问题又显得那么迫在眉睫,使这部以书店命运折射国民精神生活质量的中篇小说备受关注。随着以电子终端为主要载体的碎片化阅读已成大势,纸质文学阅读进入式微状态。小说主人公卢娜虽是“明光书店”经营者,但我们很难把她当作商人看待,因为她同时也是一个传统阅读者,而对手机等电子阅读载体保持本能的警惕。作者这样描述手机对现代人的控制:“你与它朝夕相处形影不离难舍难分生死与共,它就这样渐渐控制了你,让你分分钟记挂它想念它,离开它一会儿工夫,就像离开了心爱的情人,魂灵都没有了。”与此相反,正是与纸质书籍的亲近,让卢娜在时代巨变面前保持了一份心灵的优雅,毕竟还有少数读者坚守着传统阅读,让她在寂寞中倍感慰藉。对经常逛实体书店的人来说,小说中有个细节让人回味:一位外地读者一口气买了二十多本书,并主动要求盖上书店印章。这个要求看似有些蹊跷,实际上电子阅读出现之前,却是再寻常不过的事。尽管实体书店经营举步维艰,前景堪忧,而小说在叙述中还是透出正面的期待。标题“把灯光调亮”,就是对这种期待的暗示。作者通过那个神秘客户以及生病女人对书香的守护,让读者在这部色调灰暗的小说中见到一丝光亮,感受到那种恬淡的书香之美。当然,面对狂欢化、碎片化和实用性的阅读现状,作者很无奈,她无力改变。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小说又通过卢娜焦虑中的等待,暗含着倡导回归纸质深阅读的立场。


当下官场小说以长篇居多,而杨少衡专注于中篇创作。从创作路数来看,他不愿重蹈正邪之争以及以正压邪的叙事套路,而是致力于基层官员丰富人性的勘探,把官场中正与邪、善与恶的较量还原为两种文化人格的冲突,试图展现一种凛然正气,一种理想之光。《远处的雷声》(《芒种》2016年第6期)让人想起作者2015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把硫酸倒进去》,后者把视点对准官二代,从两个官员免职后又复职的过程,展现“大树”倒后受其庇荫的干部坚持正义、迎面而上的姿态,这种充满正能量的书写同样也是《远处的雷声》值得关注的创作面向。从故事走向来看,主人公史向东的形象代表了作者的价值取向。考虑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史向东在与商人石清标、上级领导周宏等人再三周旋、反复权衡利弊之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炸掉电站。作者以果决之笔发出追问,面对即将升迁的政治前途,此举需要何等胆魄?史向东将会面临怎样的命运,小说并未作出正面回答,但一切尽在不言中。




知识分子意识的强化  


与往年连篇累牍的贪腐小说相比,2016年中篇小说现实主义书写呈现新的审美气象。尤凤伟《命悬一丝》(《北京文学》2016年第6期)、晓风《培训》(《广州文艺》2016年第9期)、石一枫《营救麦克黄》(《芒种》2016年第5期)等作品,同样是关注转型期热气腾腾的社会现实,同样是以批判性为主色调,但不再满足于社会现象的罗列与呈现,也无意对体制弊端发出一味的斥责和控诉。作为公理正义及弱势者的代表,作家依然对现实保持很高的敏锐度,但挖得更深,看得更远,充溢着鲜明的担当意识和宽广的人道关怀,显示出知识分子应有的正义感和使命感。


雷洋案以来,公安横暴执法致死事件屡屡发生,引发民众高度关注。初看起来,这些事件暴露出的是司法漏洞,而实则是社会正义发生了倾斜,与体制弊端、政治生态、国民精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凤伟在创作谈中坦言,之所以创作这部小说,是因为“有话要说”。而我之所以看重这部小说,很大程度上感佩于作者的创作姿态。事实上,这部小说的意义并不局限在它对司法之不公、官场之昏暗的批判与追究,更在于那种敢于“说话”的胆魄,那种久违了的知识分子情怀。作者是以命案之酒杯,浇胸中不平之块垒,以回应民众对社会热点的关注。


司法界以完成政绩为目标,历来有“命案必破”的说法,这就必然导致不少错案冤案的出现。在小说中,庄小伟因买不起回家车票,于是扒窃卜老太太,未想导致她滚落扶梯意外身亡。按说罪不至死,但因政法委领导一句话“杀鸡儆猴”而改判为“立即执行”,其背后的潜台词不言而喻。更见心机的是,作者在晦暗不明的模糊地带开辟思考向度,以庄小伟案件为原点辐射到社会众生相。法官汤建心存良知,为解救庄小伟,他与多方斡旋中使尽浑身解数。首先是寻找王自然——庄小伟在儿童时代曾救其儿子性命的集团巨商。汤建试图以当年恩德唤醒善心,争取一笔钱与死者家属达成谅解。而谁知王自然因与副省长一案有牵连,借机给汤建施压,从而改变对副省长的判决。这种连环套式的讲述方式使小说变得疑渎重生而又意外迭出。小说在最后将视线从官场暗角、法制漏洞拉回到当事人亲属的态度,由此开启对人性的冷峻拷问。卜家兄妹贪婪冷漠,隐瞒母亲疾病,不但如此,为钱财分割问题,兄妹对簿公堂……如此,小说完成了整体性的批判,不仅照亮了法治与人治交叉的暗区,同时对世道人心发出严峻拷问。


2015年,一部描写高校管理者退位后的遭遇的作品引起我的注意,那就是晓风发在《人民文学》第9期的中篇小说《回归》。主人公薛鹏举校长退居二线,无法回归平民生活的窘境给我很大触动,于是,我开始跟踪晓风的创作。2016年出版的《儒风》《弦歌》等系列中篇单行本,对高校知识群体生存状态的呈现,同样彰显了基于知识分子眼光的批判性洞察。对高校体制弊端以及由此带来的人性异化的观察,在最新作品《培训》中照旧延续。小说围绕一次职业培训活动,将学术体制、财务制度以及专家职业道德一并纳入批判视野。尽管批判是主色调,然而我们还是发现一种理想主义情怀的凸显,主要体现在罗处长这个人物的处理上。小说开篇借助孟昕的视角,对罗处长过于女性化作风进行一番挖苦和嘲讽。颇有快意的讲述让读者别无选择地站在孟昕一边,而在与罗处长深入交流后,孟昕逐渐消除成见,甚至产生了些许好感。至此,那种对人性的体谅又在读者心中渐渐生长。这类似于《回归》对人物的处理,对于作为正面形象的薛鹏举,作者没有把他塑造成不食人间烟火的清道夫,而是依据人物的真实性原则,同时写出知识分子作为男人的情感需求,既加强了可读性,又显得合情合理。另一方面,对发乎情止乎礼的情感描写原则的推崇,似乎注定了作者不可能把这种男女关系写到阎连科《风雅颂》的份上,这也说明,在不乏泼辣之气的晓风心底,还存留着一份神圣的理想主义。这种辩证眼光有助于避开知识分子形象的扁平书写,同时及时遏制了那种学者式的单刀直入的表达冲动,而这种冲动在那些知识分子化的写作中又是多么普遍。这个意义上,《培训》对高校知识阶层的观照依托于人物性格复杂性的剖析,给同类创作在拓展人性深度方面做出了示范。


石一枫每年都会写出篇幅超长又让人眼前一亮的中篇小说,2016年同样如此。说实话,在进入《营救麦克黄》时,我没有多少阅读欲望,因为诸如养狗、职场等通俗题材,不在我的兴趣范围,但我还是提醒自己,若不读完,就可能错过一部杰作。现在看来,这部小说终究没有让我失望。随着阅读的持续,叙事中途出现的转折让你欲罢不能。小说主线是寻找和营救名贵狗麦克黄,而随着叙事的推进,与主线相连的另一端,在那场营救麦克黄的大追逐中,贫家女孩郁彩彩被撞成骨折,于是,援救郁彩彩的故事渐渐浮出水面。当小说由狗道的疯狂转入人道的拷问,意义深度的建构开始趋于优化。应当说,石一枫对现实的敏锐观察及其深度开掘,为70后作家知识分子意识的觉醒提供了参照。



洞穿人心、人性与命运


以琐细之笔深入人心,开掘人性,洞穿命运,是2016年中篇小说引人注目的创作走向。迟子建《空色林澡屋》(《北京文学 》2016年第8期)和尹学芸《李海叔叔》(《收获》2016年第1期)从时间结构开启思考向度,以敏感的文字从隔膜或苦难中萃取温情,在时代变奏和命运流转中结晶出宽容与和解。


1998年发表在《青年文学》的《清水洗尘》与《空色林澡屋》都与洗澡有关,前者虽是短篇小说,但与《空色林澡屋》带有同样的精神体温,这种温度对前者而言,出自天真浪漫的儿童视角以及情感裂缝的修复过程,而对后者,则来源于博大无比的母性之爱。这种母爱作为隐喻,关乎整个人类浮躁、焦虑的现实心态,象征着回归子宫的召唤和清洗世俗之尘的博爱,同时它又是在无边的苦难中盛开的。皂娘相貌丑陋,被丈夫遗弃后历尽沧桑,但坎坷人生使她逐渐变得宽容、豁达,不乏悲悯之心。让读者难以想象的是,她竟然把那神秘而诗意的林澡屋变成了精神吸尘器,让那些饱受尘世所累的勘探员沐浴在母性的光辉下,萌生回归大自然的冲动。这部作品中,迟子建对人性温暖的期许,远胜于前期作品,那种女性卑微中的隐忍与向善,指向的正是一种淳朴的宗教精神。


在小说叙事布局上,尹学芸惯于在情感裂变中映现家族人事沧桑。《李海叔叔》从女性视角讲述叔叔的故事,不免让人想起王安忆的名篇《叔叔的故事》,但尹学芸从人情伦理的角度进入细微的人性肌理透视,以此迥别于王安忆对宏大命题的追溯性怀想。在叙述者“我”眼中,李海叔叔是比亲叔叔更亲的亲人。因为这种亲近,每年春节临近,全家对他的到来充满期待。那是一种两地相隔的遥望,一种排除任何功利的初心所向。而当踏上归程,李海叔叔携带丰盛的食物,又能把幸福传递到一个赤贫如洗的家庭。更重要的是,“我”与李海叔叔的信件交往哺育了一个少女的精神成长。尹学芸对时间相当敏感,她总是把人性、人情放在跨度较长的时间架构下观察,在一种悄然的人性裂变的发掘中,寻求一种揭秘的快感。时移世易,李海的儿女都走出山窝,家境变得宽裕起来。而此时,两个家庭之间的关系,却随经济条件的好转淡漠了许多,以至三十年后,李海叔叔临终之际对“我”的召见,还遭到“我”基于成见的冷酷拒绝。尹学芸以女性笔触,通过主人公的忏悔与自责反观亲情伦理的裂变,精细描画出时代转型中经济因素对人性人情的侵蚀的真实图景。


张楚《风中事》(《十月》2016年第4期)和滕肖澜《在维港看落日》(《收获》2016年第1期)把审美触觉直接伸向现实中新一代年轻人的情感生活,那种男女之间游戏人生同时又秘而不宣的情感密码,在最后的破解中闪烁出斑驳的泪光。


前者写青年民警关鹏的“风中事”,由关鹏与三个女孩的爱情故事组成。王美琳虽然纯情,但两人世界并不和谐,原因在于她把关鹏当作父亲。而关鹏需要的是过日子的成熟女人,因此他谎称与顾长风同性恋,摆脱了王美琳的纠缠,而更倾向于知性优雅的大学教师段锦。应该说,关鹏对段锦恋恋不舍,更多出于一种形而上的爱情观。而当两人感情渐入佳境,段锦却意外含泪离去。在作者颇见心机的安排下,段锦始终蒙着神秘面纱,其复杂身世被隐藏得密不透风,而一旦揭开又全在读者想象之外:段锦竟是为人代孕生过一个男孩的母亲。小说由此发生突转。经过这次刻骨铭心的失恋,加上被贬为街道巡警的失意,关鹏开始转而求其次,选择与形而下的米露,这个两年内开过三十六次房的女孩结合。小说结尾更是意味深长,关鹏的同窗好友顾长风竟然为谋取钱财而委身于富婆,终被公安逮捕而求救于他。这对于关鹏来说无疑又是一个响亮的耳光。人性的两面,形而上与形而下,在叙事中构成强烈反讽,展现了张楚小说独有的风姿。


后者从日常入手,讲述女性在一种幻觉作用下的暗自较劲与自作聪明,而结局不免尴尬。不能不叹服,那种肆意逞强而又脆弱不堪的心理,在一种温婉细腻的叙述中被刻画得有棱有角。滕肖澜小说中那种工于心计的女性形象,往往都是感情生活中的失败者,而在何顿《蓝天白云》(《人民文学 》2016年第11期)中,代巧云以不光彩的手段赢得所爱,尽管有失道德,甚至有些让人生厌,但那种极端而冒险的爱情追逐,最终还是让她争得了黄正的谅解,同时也以至诚之心打动了读者。值得注意的是,何顿这部小说描写的对象几乎都是鳏夫寡妇,写他们对原初情感的忠贞,以及他们纯朴善良的内心世界,比如黄正母子、李木兰,都是如此。即使是代巧云,在亡夫临终指点下,对黄正一门心思甚至不择手段的追求,也都显示出一种至诚的心性,一种面对蓝天的坦荡意志。    


同样是描写两性情感困惑,相较于何顿对正面情感的颂赞,梁志玲《树洞》(《民族文学》2016年第3期)对都市底层女性凄苦命运的讲述,更显凌厉之风。她们面对婚姻的不幸和情感的欺骗,如何在被动中寻求自立,如何摆脱作为“玩偶”的命运,实现哪怕是一种卑微的突围,这些现代女性所必须正视人生议题,都在梁志玲的探讨之列。作者试图逾越那种习见的对小人物的等级偏见,而着眼于灰色人群本身,在自我观照中寻找那些来自他们自身的悲剧因素。同时,语言上的随意挥洒与叙述上的精致考究表明,一位青年作者在不依赖故事性的情况下,也能写出那种清新脱俗的小说味。与何顿明朗的情感色调和梁志玲略显女性主义的作风不同,孙频在亲情的空缺中追问女性的命运。《因父之名》(《长江文艺》2016年第1期)写父亲出走多年后回归家庭,发现父女之间那段情感空白已于事无补。父亲的缺席导致女儿胆小怕事,遭受老师蹂躏而无助而恐惧。这是她无法原谅父亲的心理根源,而同时,父亲漂泊在外的无奈又似乎情有可原。小说对女性命运的追问,就在这种纠缠中不断推向深入,孙频对悲剧起点的原发性考察,成为80后小说追求意义深度的生动注脚。




角色错位与悖论想象


与短篇小说对片段和场景的依赖相比,中篇小说更侧重结构的经营和视角的选择,这取决于故事在中篇小说文体中的核心地位,以及与篇幅相对应的对意义深度的更高要求。从何种视角切入,如何结构小说,作家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方式,对小说意义的有效表达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那些以中篇小说名世的小说家,往往都是讲故事的高手。根据我的阅读经验,胡学文、田耳等作家近年来在中篇文体建构方面颇有建树,写出了不少广受好评的中篇佳构。除此二位,2016年,诗人出身的叶舟同样展露了出众的中篇叙事能力,三位作家的中篇创作皆以非凡的结构才能和独特新颖的视角惹人注目。


胡学文的中篇创作似乎始终在与读者较劲,他要把那种习见的日常经验推翻,看看那些有悖常理的现象背后究竟藏些什么,以此来挑战读者的审美神经,刷新读者的阅读经验。《天上人间》(《长江文艺》2016年第3期)就是这样的篇什。这部作品以角色倒置的结构设计,在超出伦理常态的高难度叙事推进中显示了小说家挑战自我的勃勃雄心。小说主人公姚百万与众多民工一样,因工头欠薪逃走而孤苦无告。然而幸运的是,偶然中,他碰到一个神秘老板,雇请他侍候性格乖戾的老汉。后来发现,老汉正是那个神秘老板的父亲,留守在家,精神空虚。照说,这个题材也没什么稀奇,故事照常在室内展开,视点锁定在主仆之间。但胡学文的叙事智慧,让他没有按部就班地讲述传统意义上主优于仆、仆受主欺的故事,而觉察到其中隐藏的多种可能性,他不禁想到,主仆角色颠倒后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于是,这个问题就成为作者讲述的逻辑起点。


可是,这样一来,姚百万的陪护生涯变得荒诞不经。他常常被迫反仆为主,仿佛从人间直升天上,被抛在高高的云端,越来越难以适应,越来越沉陷其中。如果小说仅止于此,已是出手不凡,然而,胡学文还要趁胜追击,以破解都市边缘人的精神密码而后快。于是,作者以撒网式的结构辐射开去,在线头的另一端,他看到了打工者抗议的鲜血梅花,看到了父子冷漠相对的面孔,还有那想见远在毛里求斯的儿子却碍于巨大花销无以成行的苦恼……谁在天上,谁在人间?胡学文并未出示答案,其中的真义,还是交给读者去体悟吧。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似乎在提醒我们,或是在追问,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后一代人如何消失在父辈的视线里,而父辈遭到遗弃后,难道只能自甘仆人,通过服侍他人、积善成德换取一种自欺的信赖,完成生命临终的精神依托?


如果说《天上人间》中,主人公的角色错位是迫于生存的职业选择,那么,田耳《附体》(《北京文学 》2016年第12期)中主人公家庆的儿童化生存则是基于一种伦理需要的无奈之举。与胡学文一样,田耳把视角限定在表哥、表嫂、家庆等几个关键人物身上,而结构故事的能力就体现在这几人物关系处理上。故事的起因是表哥儿子海程得骨癌夭折,表哥表嫂承受丧子之痛,亟待心理救助,尤其是表嫂精神出现异常,恍惚中把在厨师学校学习的家庆认作儿子,如此,病情顿时减轻许多。家庆明知,一种灵魂附体状态下,表嫂把自己当做了死去的儿子,那就顺其自然,扮演另一种角色,也算积德行善。但始料未及的是,这样一种出于伦理考虑的积德行善,反而出人意料地制造了伦理危机。在母爱驱使下,表嫂要求家庆把头枕在她大腿上,甚至晚上还要抱着家庆入睡……而问题的关键就在,家庆毕竟是成年男人,那种别扭和难为情可以想见。而恰恰是,考虑到人物心理深度,田耳没有忽略家庆作为男性的潜意识心理,于是理直气壮地描写人物性意识的觉醒与自我搏斗。田耳的叙事逻辑建立在另一种伦理之上,这种伦理似乎具有天然的优越性,驱使家庆违心地做了很多有悖伦理的事情。


有意思的是,表嫂的形象如同《祝福》中的祥林嫂,都因丧子之痛变得精神异常,如果说鲁迅把叙事重心定位在祥林嫂的形象上,抨击封建迷信观念,那么,田耳把则把视点转向一种伦理的尴尬,以略带戏谑的叙述对此发出有力的追问。这种建立在角色错位中的伦理追问,在叶舟《陀螺》(《长江文艺》2016年第9期)中同样出彩。这部作品围绕抽打陀螺这项民间娱乐活动,讲述一位公司高管在退休前后两种不同角色所遭遇的人间冷暖。高管侯俊杰失去权力后,下属以抽打”陀螺”的方式表达讽刺与愤恨。如果追问这种下场,一般都会朝着贪污腐化、公权私用等方向寻找线索。但孰能料到,像侯俊杰如此廉洁有这般重情的官员,下台后也会遭受昔日下属指桑骂槐的侮辱和诅咒。作者以妻子索君在家备受虐待,分析了侯俊杰受人唾骂的症结所在。妻子深夜被迫写检查以致心脏病突发猝死的事实,以一当十地剖析了侯俊杰的悲剧本质:被权力所异化。当身份由领导变成普通人,而那种高高在上的心态并未落地,那种专断暴戾之风丝毫未减。对此,小说开头就以他与谢静的冲突作了交代。由于权力思维的惯性,从神坛降到民间的侯俊杰,心理不免严重失衡,“敏感得像一根针”。


小说的新意在于,权力符号所昭示的太平和风光背后,挺立着一位隐忍温顺而又能为丈夫撑起一片蓝天的妻子。索君贵为集团公司第一夫人,表面光鲜、高贵、和蔼,菩萨心肠,而谁能想到,丈夫的冷暴力把她变成一个奴隶,一个让丈夫发泄权力欲的接受器。如此观之,索君简直就是圣女的符号,她的存在就一种承担,甚至是一种受刑。在这里,作者要探讨的是,权利如何使人变异,而实现这种权利的支点又是什么。小说依此逻辑推进,就能发现,正是妻子的知书达理、以善待人维持了丈夫表面上的权威。而今索君已逝,她的角色只能由保姆谢静接替。而谢静的卑微身份显然难以让她胜任此种角色,很难指望她为侯俊杰抵挡来自外界困扰。所以,作者将索君的形象号召力嫁接在谢静身上,让她假借索君的“善”(一种伦理意义上的威慑力),去回击那些以抽打陀螺泄恨的人。以善抗恶,作为谢静的反击策略,维持了心态失衡的侯俊杰的苟且生存。


直到结尾,作者才通过葛明之口交代了实情,抽打陀螺这出戏居然是索君生前一手策划的,寄托了让跋扈了半辈子的丈夫安全着陆、接接地气的良苦苦心。谢静惊叹不已,而读者更是恍然大悟。叶舟写诗的经验告诉他,小说借助陀螺的意象可以打开隐喻的大门,使叙事充满象征意味,而作为小说家的叶舟深知,权力及其背后的隐秘机制与人性伦理的感化作用之间的张力,可以让小说叙述在恶与善、法西斯暴力与慈悲情怀的游弋中完成拯救人类的宏大命题。






终极观念下的精神刻度


当代作家中,张承志、史铁生、残雪等少数作家基于终极意识下的小说创作,常常是文坛津津乐道的话题。不能说,小说不关注现实,就必然缺少承担意识。有时候,小说呈现的生活情境也许并不切近现实的喧嚣,而是确立在一种精神背景之上,并以此为原点,在一种神秘感的投射下观照现实人生,往往能打开更为宽阔的人性视野,让小说叙事升腾出一种形而上的艺术魅力。


刘醒龙《赤壁》(《作家》2016年第1期)对和尚的爱情描写,不免让人想起汪曾祺的名篇《受戒》。后者以打破情感禁区的气魄,推崇生命的神性维度,历来备受称赞。相较而言,刘醒龙对和尚情感世界的审视,建立在野史框架中,看似难以及物,实则异曲同工。不同的是,和尚显虚的爱与性是错位的,他爱的是水桃,却被妓女巧巧情色所迷惑。与显空、显无相比,他不但受戒不深,道行不够,更严重的是民族气节上尽失原则,反倒是高上尉这样的“溃军”首领,甚至是巧巧这样的妓女,显示出乱世中难得的人道与气骨。为了维持东坡寺的平静,显无选择圆寂,显空现则涅槃,以“无”制“有”,以虚静对抗暴力,虽无助于灾患的消除,倒能显出佛家本色。由此看出,这部小说在形而下的性、暴力与形而上的虚静互映对照中,展现了两种人格在精神刻度上逸出常态的可能。


陈仓“进城系列”颇成规模,备受关注。近年来,他对这个题材作深层开拓,开始了“后进城”系列的创作。继去年《墓园里的春天》之后,他又推出《从前有座庙》(《时代文学 》2016年第1期)、《地下三尺》(《人民文学 》2016年第11期)等作品。后者把视点转向小人物的理想与壮志,主人公陈元在上海创办了一家小诊所,在医疗费用昂贵的形势下,给普通人提供治病的地方,体现出一种悲悯情怀。而在诊所破产后又偶然中奖,这促生了他更大的梦想,那就是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建造一座供市民朝拜的庙宇,以缓解现代人的精神问题。因为,在多数人达到小康之后,他们最需要的不是钱,也不是房子车子,而是借助神灵消除潜在的灾难,在其指引下最终实现灵魂的皈依。无论从商业还是从公益的角度,建造寺庙的想法都使陈元完成了一次精神的成长。而陈仓从生存苦难中意识到精神苦难的普遍存在,何尝不是实现了一次精神的蜕变。作者以精神穿越现实,寄托了对现代都市中上层腐败的批判。而老吴这样的官员普遍存在的现实,又注定了底层生存苦难的难以摆脱,进而是精神苦难的层出不穷。而直到最后,陈仓的精神寺庙虽未建成,但此种想象已经显出一个70后作家的非凡识见。


《傩面》(《人民文学 》2016年第9期)是肖江虹继《悬棺》之后推出的又一中篇力作。年轻女子颜素容在繁华都市过着灯红酒绿的生活,却突然发现自己身患绝症。在等死这个生命的端点,她无法再寄生于都市的物质世界,而是回到大山深处的故乡,开启了灵魂救赎之旅。起初,颜素容貌似中邪的乖张暴戾、桀骜不驯的种种表现,让村人及家人难以接受,于是,父亲请傩师唱“过关傩”让她恢复清醒。就这样,这种生命焦虑症在原始乡村的傩面文化中找到了一种神性的链接与契合。作者以傩师秦安顺的视角展示了建立在巫术文化之上的的生命信仰,刻绘出德平祖的安葬傩和彦素容的延寿傩的场面,同时又以傩神附体的神秘仪式连缀起人生重要节点。出生、成长、婚恋嫁娶、生儿育女、死亡,这些生命的端点都配有傩面戏,以接通阴阳两界的巫术及其内涵的神性之光,启悟灵魂缓解生者焦虑,或为亡者超度生命。在傩面戏中,先人往生的灵迹追溯与现代人对精神归处的找寻,终究殊途同归,衔接着亘古常新的“天人合一”思想。肖江虹的叙事不仅确证了传统巫术在精神救赎中的强大功能,同时也提出了一个命题,在物欲横流的社会,现代人对物质的拒绝,是一种死神追缉下的退守,更是一种求生欲望支配下的精神突围。




两种探索:实化与虚化


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到《春之声》,王蒙每个时期皆能得风气之先,冲锋在文学创作前沿。我们欣喜地看到,进入八十高龄的王蒙写起小说来依旧兴致勃勃,势头不减当年。最新中篇《女神》(《人民文学 》2016年第11期)同样充满探索激情,不失打破小说文体边界的野心。更重要的是,这部作品的诸多叙事特征,标志着老年写作的审美新走向。王蒙这样描述创作这部小说所经历的“高龄少年的体验”:“忆起往事来心潮涌涌,追起老底来有圆下陈年旧梦的解脱和安慰,抒起情来好像年轻了六十岁,较真起来像查账本,幻想起来像梦像仙神”。我想,王蒙寥寥数语中大抵有这三层意思:一是表达了老年追忆往昔的自觉,追忆是为了寻求“解脱”和“安慰”;二是小说中“抒情”与“较真” 并进的美学进向,是一种返朴归真的人格体现;三是心仪于自由洒脱信马由缰的语言风格,写作状态“像梦像仙神”, 天马行空,毫无羁绊。只要浏览王蒙近期作品就能发现,这段话便可看作其小说创作的自述。


然而,《女神》最为惹人注目的,是一种所谓的“非虚构”文本特征。提到非虚构这个词,都会想起梁鸿的“梁庄”系列,而《女神》的忆旧模式,显然迥异于梁鸿那充满现实冲击力的言说。王蒙的“非虚构”给读者的,更多是来自作者与人物在神交中迸发的情感冲击力和人格感召力,它看似是对虚构的反动,但又不同于麦家《解密》的反虚构,麦家所采用“实录”等形式,实际上不过一种掩人耳目的策略,最终在不经意间达到虚构的目的。而《女神》同样以翔实的材料,为叙事逻辑的合法性打下坚实基础,但它更强调在与人物实现灵魂对接的过程中那种“真挚”的态度,某种意义上,作者打捞历史经验和情感记忆的过程,就是一本真诚地无限接近人物自身的过程。


在人生风光绚烂之际,主人公陈布文决然选择归隐家庭生活,正如编者所言:“经由动荡奋斗达至高端绚丽,安于诗书家务落得清纯透明”。这种选择显示出绝顶的生存智慧,一是客观上躲过了历史劫难,二是体现了常人须到落幕之年才能觉悟到的那种至真至纯的人格追求与精神信仰。“女神”之神奇在此落到实处,不但超凡入圣,而且超圣归凡。必须指出,小说非虚构的特征,还在于作者角色的参与,王蒙以主人公的形象反观自我,审视自我,由此打开自我反省、自我升华的精神通道。这个意义上,陈布文在叙述中复活的过程,也就成了一位高龄作家回望自我拷问自我的过程。


与王蒙的“非虚构”相反,吕新《雨下了七八天》(《长江文艺》2016年第7期)这部沾染先锋遗绪的小说,最显著的叙事特征则是“虚化”。以至如果把它放在20世纪80年代的语境中来考察,它所凸显的虚构化具有不容置疑的合法性。而在如今现实主义占绝对优势的情形下,这种流连于现代派遗迹的写法已经不算高明,也明显不合时宜。但正是如此,吕新的写作显出一种倔强的创作姿态,同时为读者提供了重温“先锋”、反思“先锋”的契机。


小说在阴雨不断的氛围中开篇,整个叙述就此定下了不祥的基调。首先是会计被抓,儿子福林探监,接着是表兄培仁的神秘到来。培仁刚出场就是一副死里逃生的样子。他似乎被一股神秘力量所挟持,在极端压抑的状态下把福林的手臂抓成重伤。一种世界末日般的紧张气氛由此弥漫开来,而且不断得到强化和延伸。一是小说中奇异妖娆的意象,比如,墙角不断长出阴冷的蘑菇、杨跃海弯曲椭圆的笑容、打棺材的锯木味,强化了这种可怖的氛围。二是人物的非正常行为暗示出祸到临头的征兆。比如,培仁睡觉时枕头底下压着菜刀,杨跃海在飘雨的村口丢魂似的来回走动等等,这种氛围说到底源于一种畏于权力的紧张心理,而人性的故事就在权力机制的隐秘作用下展开。作者极力虚化的正是这种权力机制,但它无处不在,操纵命运,扭曲灵魂。我们看到,杨跃海的女人在丈夫死后,不仅拒绝戴孝,反而穿得花枝招展,毫无悲戚之色。一方面,小说所呈现的,是一幕幕岌岌可危的人间景象、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以及人性沦丧的状况,另一方面,作者又不断做虚化处理,既显露又隐藏,但终究,那些权力机制笼罩下的晦暗区域,经过回旋反复的推敲和辨识,成像在读者的大脑底部。


如果说吕新的虚化写法,意在将叙事的逻辑起点神秘化和模糊化,造成一种 “反懂”的阅读效果,那么,王秀梅《蜉蝣之羽》(《芙蓉》2016年第5期)并未着力于迷宫的搭建,它是朝着全虚构方向进发,以逆向穿越的方式让古人走进现代,借尖锐之笔照亮那道横亘在古人与今人之间的人文鸿沟。在一日千里的现代高科技遮盖下,悄然发生在骨子里的人种退化触目惊心,以至无法被麻木的现代人所觉察。王秀梅的虚化叙事依托于穿越时空的诡异想象,颇得《聊斋志异》之神韵,显出女性写作者难得的叙事才华。作者在形式创新的同时不忘深义的开凿,小说对道德、伦理、情怀等传统命题的探讨,因能直击时代痛点而被赋予新的人文内涵。


2016年中篇小说中,还有许多个性突出而无法归类的作品,艺术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准,在这里不能不提。陈集益的《训牛记》对乡土中国细致入微的观察,以及他把寻常农事纳入小说的叙事性框架的能力,在70后作家中堪称独步。断鼻,瞎眼,断脚筋等等,一头耕牛看似平常的驯化过程,竟然被讲述得起伏有致,鲜活异常,而有关训牛事件的叙述中,又能处处见出驳杂的人性与时代的面影。王祥夫《米谷》对底层小人物的互相鄙视以及偏狭的道德洁癖的发现,张惠文《场景》对女性以肉体反抗平庸之后无路可走的状态的描述,俞胜《雪巧》那机智幽默又富于感染力的语言,都值得称道。海飞《秋风渡》、余一鸣《丁香先生》、李约热《龟龄老人邱一声》、少一《入狱》、杨遥《流年》、刘鹏艳《南燕北飞》、葛亮《海上》、李宏伟《暗经验》、召唤《南山葵花开》、西元《疯园》、宋小词《直立行走》、潘小楼《喀斯特天空下》、马金莲《旁观者》等作品,都不乏亮点,值得关注。


总体来看,我对2016年中篇小说现场的印象是,与往年相比,在既有审美向度上有新的推进,尤其在叙事视角和叙事结构上有所创新,同时,创作主体逐渐意识到艺术辩证法的重要性,它不仅意味着叙事逻辑的前后一致,更指向叙事伦理的合法性与相对性。让人快慰的是,部分小说家知识分子意识开始觉醒,他们敢于向现实发言,揭发不合理的现象,呈露出知识者应有的良知、道义和情怀。


2017年1月11日于南宁 。



(载《创作与评论》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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