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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歌者——读俞胜小说集《寻找朱三五先生》

2017年02月07日 13:59 石杰 点击:[]

摘要:俞胜的小说创作始终紧贴现实生活,小说集《寻找朱三五先生》的思想内涵也体现出这一点。作者从当下人的日常生存状态、心理状态、乡村人对都市的向往以及社会官场和高等学府的时弊等几个方面,揭示了现代人的缺少精神根基、对传统和家园的怀想、都市的纷繁变幻以及知识分子的腐败,等等。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展示了社会的动态,批判了知识分子的庸俗,肯定了走在时代文明前列的“小人物”。

关键词:小说;《寻找朱三五先生》;城市;乡村;知识分子

《寻找朱三五先生》是俞胜的第二部小说集,第一部《城里的月亮》于四年前的2012年出版。两部小说集的问世彰显了作者作为小说家的风格和实力,也为他的创作在当下文学界奠定了根基。

俞胜小说有一种特殊的艺术魅力,它含蓄而不晦涩,忧伤而不压抑,幽默而又庄严,敢于直面人生却又不失和谐之底蕴。以一种近乎传统的语言表述,抵御着不少青年作家所想往并实践着的陌生化写作,讲述始终保持着一种贴近读者贴近现实的姿态。仿佛于不经意间,便将读者引进了一个充满意味的世界。

一、立足之本不在身外

迄今为止的三四十年里,中国一直处于巨变的状态。时代在变,社会在变;城市在变,乡村在变;物质生活在变,精神思想也在变。这种整体性的“变”对于每个人的影响,就是你常常处于一种或隐或显的不确定性之中。那么,什么是人的生存之本,或者说怎样才能立足于这个混乱而动荡不安的社会,也就成了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一道难题。集子里的《杏儿红了》、《女孩儿吴小曼》两篇,对此做了形象的阐释。

《杏儿红了》是一部多声部作品,怀旧、亲情的变异、当下城乡人的日常生活图景等等,都糅合其中了,但我以为最根本的还是表述了人怎样才能在变幻不居的现实中安身而且立于不败之地。小说是在“我”的大叔和二叔的日常生活中展开的。大叔退休前是某县城公安局股长,退休后难以适应,心情焦躁,还想保持在职时的春风得意颐指气使,即使一次乘车免费、几句饭桌上的恭维、一个虚假的邀请,乃至顽童对他的望而生 畏,都能使他获得心理上的满足,觉得自己有面子,有尊严,有存在感;可现实还是让他深深失望了。时间永在流逝,失去的亦不可能复得,唯一的解救之法就是改变自己的心态。而二叔恰好与大叔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位普通的乡下人心态平和、善良幽默、处事随和,甚至有几分马马虎虎,心理永远处于一种满足状态。他最迷恋的就是已被时代冷落了的说书,不是为了谋生,而是喜欢,是乐趣,是精神的需求和安慰,最终凭借自己高超的说书艺术在生活中获得了一席之地。

《女孩儿吴小曼》写的是一个外地女孩子在北京打拼的处境和遭遇。吴小曼在北京打拼了五年,她一心想成为北京人,也有了一个北京的丈夫,最终却落得个股票缩水、生意不顺、丈夫袖手旁观冷嘲热风的境地。那么,是什么使毅然与丈夫分手,决心离开北京,而且马上就要登上列车的吴小曼在关键时刻又回头了呢?是来自他人的肯定和对自己美好内心的发现后油然而生的自信。小说中有一段非常感人的描写:当吴小曼被一位问路老人再三感谢并固执地认定为她就是一位北京姑娘,周围人也投来赞赏的目光时——

吴小曼就站住了,她想,我是北京的姑娘了?我是北京的姑娘了!一股莫名的感动在她的胸腔中鼓荡开来。

五年来在北京的经历就像电影镜头般在脑海中一幕幕闪过,呵!北京,这座我爱过、恨过,留下过刻骨铭心的记忆的地方,难道自己今天真的就这么挥手向她告别么?

一瞬间,吴小曼做出了一个果断的决定,她不想离开北京了。[1]31

小说里并没有具体描写吴小曼在北京打拼的辛苦以及想成为北京人的艰难,可是这简短的文字使她对北京的热爱一览无遗了。她喜欢北京,迷恋北京,成为北京人,是她心底深藏的理想。此刻的决定不仅是对过去的抛弃,也是对未来的迎接,她要重新定位自己了!

俞胜是一位特别适合描写人物心理的作家,不仅能准确地捕捉,而且能恰当地表现,将心理的作用在紧要点发挥到极致。当乡村青年对大都市的想往已经成为潮流的时代背景下,吴小曼与北京的关系也就有了一种代表性意义。什么是都市文明呢?或者说什么是都市人的标志?户口吗?穿着打扮?还是具有标签性质的乡音?都不是。都市人的主要特征应该是文明,是热情真诚的品质,是美好的内心世界,以及由此而获得的深深的自信。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三十多年前何士光那篇脍炙人口的小说《乡场上》。卑微懦弱的冯幺爸为什么敢在权贵面前站起身子说了实话?因为土地承包了,因为经济条件的改善使贫苦农民挺起了脊梁,找回了“人”的位置,所凭借的是外在的助力。那么三十多年后中国形势更为复杂的今天呢?在温饱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之后,大叔、吴小曼以及更多的普通人又凭什么立身于世?作者的回答是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是自我的觉醒和自信,是经由自己的行为点燃的希望之火。可惜很多人都走偏了,金钱、权势和关系网成了人赖以生存的法宝,一旦失去,就惶然失措,仿佛离了枝干的蒲公英花一般,在半空中团团乱转。

这种主题的小说并不好写,因为太平常太普通了,普通到了熟视无睹的程度。用鲁迅的话来讲,就是“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2],何况作者又全部采取了日常题材。稍有偏差,就会寡然无味。可是作者却把小说写得趣味横生,令人感动而又深思,心痛而又忍俊不禁,可见其表现功底有多么深。

二、在寻找和失落中期冀

大凡从乡村来到城市的人,几乎都有一种怀旧情结。尤其是工业社会的种种弊端使得城市生活变得越来越不如人意的时候,乡愁,便成了改革开放以来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小说集《寻找朱三五先生》也涉及到这一点。

《杏儿红了》里的奶奶最津津乐道的就是老家的房子了:老家的房子好大好大,老家的房子才叫房子呢,老家回廊里的木柱又粗又直,就连市文化宫的柱子,也赶不上。而在“我”眼里,老家的房子却是另一番情景:老屋“又矮又胖”,窗户也太小,房子里是黑的,至于回廊里的柱子么,别说市文化宫了,就是和门前那两棵杏树相比,也得甘拜下风。显然,老家的房子在奶奶的思念中已经变形了。那不是现实中的老房子,而是奶奶精神上的根,只要有一口气,就无法不想不念。可是进了城的乡村人终究是被活生生拔起了,所以,留在奶奶心里的只剩下了回忆。奶奶们只能守着都市的窗子,等待着杏子落进泥土时的那一声召唤。

《杏儿红了》中的奶奶还算是幸运的,她毕竟在有生之年回了趟老家,看见了思念不已的老房子、门前那两棵杏树和左邻有舍的乡亲们,就连“我”,也多少感受到了老家的乐趣,因而作品的氛围是温暖的。而《年夜的眼睛》里的曹雅洁返乡之行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两人虽说不是同一代人,可是曹雅洁的思乡之情却不比奶奶差。而且作为海归和博士的她,对返乡还有另一层想法,就是让年幼的儿子寻根,借助的是记忆中故乡那浓浓的年味儿。可是曹雅洁寻到了什么呢?一到年根就给村里人写对联的何老师死了;年猪已经杀过了;会编竹器做灯笼的二叔衰老得不行,连拿竹刀的力气也没有了;当年几十户人家的庄子,如今只剩下四户,年轻人都跑到城里买房了。“年”在曹雅洁的心里只剩了个影子,她忧伤、失落,儿子伍小曹更是觉得索然无味。尽管作者在结尾设置了家家户户门前都挑起一只火红的灯笼,冷清也驱逐不了,反倒有些故意为之的意味了。

书写乡愁的作品自然并非始于当下,从古代到现在,乡愁主题一以贯之,只是从现代文学开始,乡愁中多了反思,多了批判,多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意绪。从鲁迅的《故乡》到贾平凹的《高老庄》,乡村一直被诟病,被鞭挞。当作家们以充满现代意识的目光回望乡村的时候,乡村几乎无一例外地暴露出了它荒凉、闭塞、愚昧、落后的一面,“故乡”也逐渐有了更多的隐喻和象征性,成了传统、家园和农业文明的代名词而脱离了它的基本语义。从传统文明失落这一角度看,俞胜笔下的乡愁意识与众多乡愁主题作品不谋而合。不管是奶奶这代人还是曹雅洁这代人、是“我”还是比“我”更年轻的伍小曹一代,其返乡经历都隐含着传统文明的衰落。衰落是渐进式的,不仅体现在现实中,也体现于人的心理,乡愁的浓度在时间的流逝中已经一代不如一代了。所不同的是作者并未像许多作家那样,将故乡抽象化,保留在形而上层面,有的甚至给人一种概念的感觉。他笔下的乡愁是具体的、日常的,仿佛每个人都体验过,更真实也更有温度,因而也更具感染力。而在这种貌似平常的叙述中,文明的递嬗和社会的变迁却不声不响地呈现出来了。

三、亦真亦幻的城市

乡村和乡村文明已经逐渐远去了,留给我们的只是怅惘和期冀。那么城市和城市文明呢?又是怎样的情形?我们不妨看看《乌城在远方》和《人在京城》两篇。

《乌城在远方》是“我”对少年生活的回首,题目下那句“谨以此文献给我年少时的一种情结”,隐含着“我”及几位同龄人与城市间的复杂关系。“我”和小刚、小强都是初中生,心里都充满了对乌城的想往。乌城在我们的想象中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是夏天穿凉鞋、脚上套凉袜,有高楼、啤酒和雪茄。而且这种想往在村里的成年人心里也同样强烈,假如有谁到过乌城,就会招来村里人的羡慕或嫉妒;而“我”之所以努力学习,也是为了有朝一日能进乌城。乌城是理想,是动力,神奇而遥远,美好得简直就跟天堂一样。可是这天堂的后面仿佛又有着另一番情景:乌城没有广阔的土地,乌城人活得辛苦,率先进入乌城的小刚妈不是在饭店做服务员而是以出卖肉体谋生,就连一度为“我”和小强羡慕的小刚,到乌城后也堕落了,整天无所事事,和一群小流氓鬼混,甚至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作者对乌城的写法十分高妙,他不采用“实”的手法,而是致力于“虚”。作为天堂的乌城几乎全是“我们”想象中的,“我们”没见过乌城,没喝过啤酒也没抽过雪茄。虽然“我”和小强有过一次想去乌城的经历,也是中途而返,所有的存在仅仅是小刚的讲述和陶老师脚上的那双凉鞋。讲述是不可靠的,凉鞋的来源似乎也有待考证,因为“我”不知道那三天陶老师到底去了哪里,是否真的到过乌城,还是只到县城转了一圈。如此一来,乌城天堂般的美好也就终究只是个虚。那么乌城是地狱吗?乌城真的混乱不堪,能把人变成鬼?仿佛也不尽然。就连小刚妈做妓女,小刚堕落了,乃至成了杀人犯,也没有人亲眼所见,也是从小强爸嘴里说出来的。小说里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情节:小刚杀人了,法院都贴出了布告,“我”和小强准备去见小刚最后一面。可是有个大人却告诉“我们”杀人犯不是小刚,即使小刚杀了人未成年人也不可能被判处死刑。法律自然是确凿的,小强爸的说法也并非不可信,到底哪是真哪是假呢?作品中没有结论。作者就这样吊起了读者的胃口,调侃着乌城,使乌城笼罩着一层虚幻的面纱,也向传统的二元式思维方法提出了挑战。乌者,莫须有也,任何天堂或者地狱类的想法都只是一相情愿。城市的真实面目或许只是伟大、平凡和堕落的交织,就像“我”多年后身居某个大都市看到的那样,城市的天空既不是蓝的也不是黑的。

乌城不属于理想的文明形态,那么乡村呢?乡村是否为人的生存提供了理想的栖居之地?也没有,而且显然更加令人失望。作品中,乡村经济的凋敝、文化的落后、思想的封闭与头脑的愚昧,等等,都涉及到了,只不过比对城市文明的审视少,更含蓄也更隐蔽,有时甚至是一笔带过,让人几乎觉察不出。比如那个大人问小强的那句话:“你爸不识字吗?”[1]84里面便隐藏了太多的信息。理想的文明形态尚不存在,现代人既不甘居乡村,也不甘居城市,本质上是可怜的无根者。

如果说《乌城在远方》是甜美与苦涩交织的回忆,那么《人在京城》则属于坚硬确凿的现实,无奈、沉重,让你没有转身的余地。小说以“我”见老同学鲍福长为轴心展开叙述:“我”雄心勃勃地想去北京发展;“我”兴致勃勃地奔鲍福长而去;“我”一天又一天地守在旅馆里等待鲍福长出差归来;鲍福长回京的消息令“我”极度兴奋,得知仍不能相见又灰心丧气;最后鲍福长将“我”体面地“送”出北京。在“我”这个乡村教师的眼里,鲍福长就是北京的代名词,风光体面、有钱有位,而“我”最终也没有见到鲍福长,则隐喻着最终也没能进入城市。作品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词语,就是“等待”,不仅在旅馆里,而是一直在等,里面很有几分荒诞色彩,使人不知不觉地联想起贝克特的剧本《等待戈多》。《等待戈多》中的两个流浪汉也是毫无希望地等待,也是期望着戈多的拯救,也是到了也没等到戈多,所不同的是流浪汉还想继续等下去,“我”却要离京了,买了返程的车票。其实无论是流浪汉无休止的等待还是“我”的失望而归,都隐含着行为的荒诞、无意义,由此现代人生存的尴尬也就不知不觉地表现出来了。

鲍福长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是不是某外企总经理助理?北京究竟有没有这家外资企业还是只是一个皮包公司?鲍福长是真的出差了还是避而不见?他到底是住在燕郊还是离北京站不远的金宝街……所有这一切都不清楚,清楚的只是不曾相见的结局。作者仍然采用了以往的“不确定性”表述方法,创设了一种开放性的空间,为读者的思考留了余地。不仅写出了乡村人走进城市的尴尬,也讽刺了城市文明的虚伪,意义是双重的。

四、针砭时弊的犀利

小说集里还有一类作品十分引人瞩目,表面看平和幽默,实则火力十足,这就是对时弊的揭露。

《我叫杨焕明》是对社会上官场风气的真实写照。杨焕明是一位有志于乡村建设的新型青年,为了把家乡改造好,宁可不在城市打工也要回乡大干一番,因此专程赶回来参加新一届村委会主任的竞选。整篇小说均围绕竞选而成,从竞选前的山雨欲来到竞选中的一举成功到竞选后领导的拖拉延宕,乡土民情、人心向背以及基层官场的官僚主义之风展示殆尽,读后令人深思、叹惋。《故事才开始》也鞭挞了官场的腐朽陋习。官员热衷于搞花架子,听不得真话,务虚而不务实。两篇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初入政界的年轻人,结局虽然不同,本质上却是一样。官场,已经成了扼杀人才、损害人性、阻挡社会进步的地方。

比对社会官场时弊写照更精彩的是对高等学府不正之风的揭露。“在市场大潮涌动不歇的今天,高校早已不是脱离社会的‘象牙塔’了。高校行政化、科研腐败问题层出不穷,大河东流,泥沙俱下,高校也是观察社会的一扇窗户。”这种题材的作品,典型的当属与集子同名的短篇《寻找朱三五先生》。

《寻找朱三五先生》是一篇非常精彩的小说,精彩在什么地方呢?精彩在亦庄亦谐的叙述中将所谓的知识分子的丑陋人格和诡谲心理表达得活灵活现。小说是以朱三五先生与“我”之间的纠葛为主线的。朱三五先生是研究生导师,他“风度儒雅,学富五车,”在经济学领域影响很大。“我”也颇有才智,刚获得硕士学位,是朱先生的得意弟子。这种身份定位,一开始便将题材锁定在了至今仍被很多人认为是象牙塔的高等学府内,而且是“塔”的顶端,故而笔墨多围绕科研、围绕专业知识、围绕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铺衍。朱三五先生不同意“我”考公务员,不同意“我”做银行职员,不同意“我”当老师和财经记者,也不同意“我”去理论研究所,而是极力主张“我”下海经商,做股市大盘预测以及个股走向分析,而且亲手制作了“朱氏股票预测系统”软件。“我”果然不负重托,将“朱氏(股票)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办得红红火火,有了金钱,娶了美女,睡着情人,继而又由股票转战房地产。可是最终公司垮了,钱财没了,情人转身离去,老婆也被恩师拐跑了,“我”在市场大潮里游了一番又回到了起点,成了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而作者也通过朱三五师生的这番精彩表演,完成了对所谓的知识分子的批判。

不管人们对当下的知识分子有多少微词,知识分子群体的功能也是毋庸置疑的。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是思想的领跑者,尤其在纷繁复杂动荡不居的年代里,知识分子更应该站稳脚跟,保持头脑的清醒。“我一向觉得知识分子扮演的应该是质疑,而不是顾问的角色,对于权威与传统应该存疑,甚至以怀疑的眼光看待。”[3]103这是当今美国最杰出的文化学者萨义德对知识分子的想法;“知识分子为民喉舌,作为公理正义及弱势者/受害者的代表,即使面对艰难险阻也要向大众表明立场及见解;知识分子的言行举止也代表/再现自己的人格、学识和见地。”[3]11这是萨义德在广为人知的《知识分子论》中对知识分子内涵的定义。可是当下我们的知识分子是怎样的呢?追名逐利、出卖人格、没有良知、崇拜权钱,与社会不良之风沆瀣一气。甚至以知识欺骗他人,仿佛妓女用肉体换取钱财一般,将知识作为攫取名利的工具,手段之高超又非常人所能比。落在这些人手里,本来是发展国民经济、引领社会进步、促进文明发展的科研有着怎样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目下的高校伪科研、伪学问到处泛滥,目的只在于攫取名利,就像《埃蒙先生的蛋糕》中所写的,将埃蒙先生的蛋糕,各抢一块,至于蛋糕有多少真理的价值却不在求索范围内。

俞胜对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关注并非始于今日。早在八九年前,他就写出了《当我来到霞村的时候》、《我在学报当编辑》等作品,对高校考研和科研中的不正常现象进行了揭露和嘲讽。《寻找朱三五先生》和《埃蒙先生的蛋糕》只不过是其知识分子题材写作的延续。当然,和以前的相比,思考更深刻了,手法也更为娴熟。笔墨所到之处,皆贴紧当下知识分子的秉性;以专业知识嘲讽本专业的知识分子,更别有意味,三言两语中便挑下了蒙在知识分子脸上的高雅的面纱。以当下知识界的情形看,这些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思想价值怎么想都不过分。市场经济大潮中这块净土的变质已经污染了湛蓝的天空,危及到国家的经济命脉,也使整个知识分子群体蒙受羞辱。知识功利化,知识分子世俗化,成了上个世纪末以来的一大现象,而且有愈演愈烈之趋势。因此,这类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也就有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为知识分子和管理者们敲响了警钟。与对官场不正之风的批判合在一起,表现出一位写作者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也奠定了作者自己在知识分子写作和小说写作中的地位。

可是若将官场和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思想内涵仅限于社会层面好像还不够,仔细品味,里边分明还有另一层含义。它像一团薄雾般飘散在字里行间,无处不在,若隐若现,而且更广泛、更深远,因而也更具本质意义。《我叫杨焕明》中的杨焕明这次真的能走马上任吗?《故事才开始》中的“我”到底是人才还是庸才?《埃蒙先生的蛋糕》中的埃蒙先生的蛋糕是子虚乌有还是重大发现?尤其在《寻找朱三五先生》中,这团雾已经变得更加浓郁。“朱氏房地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到底是怎么垮的?黄天发寻衅闹事是不是朱三五设的套?“我”、朱夫人、黄天发是否都是朱三五先生手中的一枚棋子?朱夫人是不是压垮我的人生意志的最后一根稻草?还有朱三五先生对师兄、师兄对“我”……都是疑问,都有模糊性,都在不确定之中。尤其是近尾处关于朱三五先生到底是出了国还是仍在国内那段描写,妙极了,你根本无法确定走在前面的那个人是不是朱三五,而是与不是的理由都同样充分。混乱不堪的时代,虚幻不真的人!人生被时代悬置,生命在虚无中流逝。价值被消解了,意义被消解了,荒唐和虚假成了追逐的对象。看似轻松的调侃,内里却含着作者深沉的悲悯。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借助一种“不确定性”写作方法完成的,以不确定表达确定,是作者的惯用手法和拿手好戏。

鲁迅先生说过,“创作总根于爱。”[4]对于真正的作家来讲,这句话可谓至理名言。小说集《寻找朱三五先生》饱含着肯定和否定两种情感,肯定是爱,否定也是爱,沉浸于小说创作中的俞胜正以其对人生和世界的爱,实现着自己的文学理想,唱出一首首优美的歌。在本书的序言中,作者曾深情地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那年我十二岁,在上小学四年级。那个星期天的下午,杏花谢了,桃花谢了,野菊花刚从草丛中挤出笑脸,白色的花、黄色的花,像星星一般点缀在绿茵茵的草坡上。农人们在附近的田野里忙碌着,一头牛立在不远处吃草,啃一口抬头瞅我一眼,瞅我一眼又低头啃口草。春风和煦,阳光灿烂。我站在草坡上突然就想放声歌唱了。”[1]1三十年之后,作者的歌声显然更醇美也更成熟了。阅历的增长必将使他的目光更敏锐,思想更深刻,艺术上也更加成熟。我们有理由相信,终有一天,他会唱出一首最理想的歌。

参考文献:

[1]俞胜.寻找朱三五先生[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

[2]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71.

[3]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单德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4]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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