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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丛刊》文学评论(百家论坛)丨晓苏鸡年小说述评

2017年10月13日 14:46 吴平安 点击:[]

  鸡年刚过一半,晓苏已在《作家》《天涯》《花城》《钟山》《长江文艺》等各大名刊发表短篇小说8篇,这预示了2017将会成为晓苏小说的一个丰收年。

  我跟踪阅读晓苏小说十余载,每当他有新作问世,我都会及时阅读。读了晓苏鸡年已发的八篇小说,我感觉到,作家对中国乡村一隅的跟进式观照仍未停息,对生活的思考和形式的探索仍末停息,对油菜坡这片文学沃土的开掘仍未停息,并且为我们提供了更加丰饶、更加新鲜、更加深刻的小说意思

  悲喜交集

写不尽今日农村的人生百态

  中国农村的基本面貌究竟该怎样概括?牧歌田园的一页大概已经翻过去了,那么像如今经常出现的沦陷空壳,是否就足以勾画今天乡村的风景呢?这片风景中的男女老少,又是怎样演绎他们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呢?

  读晓苏的油菜坡系列,我忽然联想起有年攀登泉州清源山,面对勒于一块巨石上悲喜交集四个大字,恍然间似有所悟来,那是弘一大师的真迹,道尽又道不尽人生的况味。人生于天地之间,百代过客,你方唱罢我登场,有悲有喜,又悲又喜,悲喜交集,无论是就个体、就群体,还是就类的存在而言,应该都是造物赐予的无法逃遁的定数吧。

  引此联想,并非是说晓苏小说意在谈玄论禅,其所指有二:一是就小说文本而言,有悲有喜,又悲又喜,悲喜交集,是晓苏对当下中国乡村风景的审美把握;二是就读者反应而言,有悲有喜,又悲又喜,悲喜交集,是一种复杂的审美感受。

且看《推牛》(《天涯》2017年第1期)。一个老农在一辆装有三十八人的客车与一头拦路的老牛相撞的刹那,奋不顾身推牛而殒命车下,作为小说的前叙述,以此拉开了一干人物的悲喜剧。这一壮举被主管宣传的镇领导捕捉,旋即打造成舍己救人的英雄,笨嘴笨舌,说话结结巴巴的儿子作为事发时正好在场亲眼目睹英雄壮举英雄之子,一番专人调教,成为口吐莲花的英模报告团的主讲。随着宣传力度的层层加大,英雄升格为感动全县十大人物,伴随英雄事迹的持续发酵,上上下下一干参与其事的人物均沾光获利,各有升迁,英雄之子也被任命为副村长。

  当上副村长的那天中午,我爹一回家就进了堂屋,双膝一弯跪在了我爷爷的遗像前,给我爷爷连磕了三个响头。他一边磕一边对我爷爷说,爹,我们家祖坟冒烟了!爹,我当副村长了!爹,我们高家总算有人当官儿了!”“当了副村长之后,我爹就开始反常了,说话让人莫名其妙,做事让人不可思议。他的言行举止,一点儿都不像我们油菜坡的人,仿佛是一个天外来客。用我妈的话说,他有神经病!我奶奶干脆说,他八成儿是疯了!

  看到这里,不能不令人哑然失笑,十足的一部农村版的《范进中举》啊,官本位思想的根深蒂固,已深入中国人骨髓血脉中,历千百年而分毫不减,念及此,又不禁悲从中来。然而范进中举之后,得到的实惠是实实在在的,农民范进当上的副村长,不过是因人设岗,没有任何实权,好比聋子的耳朵,说穿了就是个摆设,这倒也罢,顶着英雄之子光环的副村长,竟被推到风口浪尖,变成一块村民人人想吃一口的唐僧肉,不仅家中钱物被村民以各种名义洗劫一空,连肾脏也被捐出以致病入膏肓,无人理睬,直到弥留之际,方才说出事情真相,原来那牛系老农所买,推牛不过是保护自家财产的私心而已,为了树典型,博政绩,上头来人打过招呼的,要我爹把这件事烂在肚子里。我爹还对上头发过誓,说这事打死他也不会说。这是晓苏点式叙事的又一个精彩呈现:一干人物命运的悲喜剧,全生发于一个推牛的瞬间动作,凭借这个,敷演出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荒诞故事。

 《两次来客》(《福建文学》2017年第1期)。读者完全可以把这篇小说当作一部喜剧小品来欣赏,它的基调是温情地嘲讽。

  勤扒苦做盖起了三层楼的村民金斗,得知表弟赵宽要来油菜坡探望,立即当作头等大事进行了全家总动员,从饭菜、烟酒、餐具到自家衣着,都进行了费心尽力地安排。令人唏嘘的是此举并非出于亲情和厚道,而是意在鸟枪换炮之后的显摆和张扬。然而让金斗始料未及的是,做钢材生意发达了的表弟更是今非昔比,财大气粗,哥俩的见面就变成一场炫富与比阔的较量。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有相对贫困绝对贫困的概念,那么顺理成章,也该有相对富裕绝对富裕了。如同一种叫十点半的牌戏,相对富裕的金斗每出一张牌,都被绝对富裕的赵宽的大牌压下,结果是金斗完败,锐气大折的金斗遂一蹶不振,巴不得早点死去,以至于当做药材生意的表哥李帽也前来做客时,金斗不能不心惊胆战。孰知市场风云变幻,阴晴不定,有人一夜暴富,就有人一朝破产,当金斗发现李帽已经潦倒落魄一贫如洗之后,此前炫耀表弟的每一样东西,都让李帽艳羡不已,此番做客,其实是前来告贷的。金斗在这次比斗中获得了极大的心理满足,不但慷慨解囊,而且感到浑身都是劲儿,便直接到地里割油菜籽去了

  晓苏令人忍俊不住的讲述,揭示了中国人一种独特的文化心理:炫富与仇富。越穷越光荣的荒谬历史终结了,如今是《财富榜》颠倒众生的时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扶贫攻坚战略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农民脱贫了,奔小康了,致富了,可是精神的脱贫,却并不像土屋换楼房那么简单。我们当然可以嘲笑金斗兄弟精神世界的局促,可是反观都市白领对奢侈品牌的追捧,将此作为提升自身品味的标志,就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倘若再往远处想想,你看那个西楚霸王,天下未定,便叫唤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耳,现在时兴的炫富手段是晒在网上诱人围观;魏晋门阀士族中,有石崇与王恺斗富的故事,那时候是用铁如意砸红珊瑚,如今的土豪干脆直接烧人民币了。与炫富相生相伴的则是仇富——《两次来客》精彩之处,在这两种心理于金斗身上兼而有之。读到这里,恐怕就不由得叹一声:两千年下来,中国人的财富观,咋就不见有多大长进呢?

  梁文道先生在新书《关键词》中,对这种看似对立的心理有深刻的解释:我们国家这批炫富者其实就是一群很没有自信心的可怜人,就和大部分仇富的人一样可怜,大家都不能把尊严安放在更坚实的基础之上,只能仰仗他人的脸色和目光来判断自己的身份。如此看来,金斗不正是这样的可怜人吗?

  如果要分析晓苏的写作心理,发散性思维应该是特点之一,一类人物(比如光棍汉)、一种社会现象(比如宣传上的弄虚作假)、一个主题(比如高校教师的道德滑坡),甚至是一个字(比如刘富道先生就曾将《花被窝》《花嫂抗旱》《一双绣花鞋》概括为三花小说),都可以敷演出一个系列的小说来。以此观之,可以把《看病》(《花城》2017年第2期)和《撒谎记》(《长江文艺》2017年第7期),看作既有联系又有区分的一个系列,比起《两次来客》温情的嘲讽来,这两次看病的讽刺就要辛辣得多了。

  看病难、看病贵是当前民众普遍关注的问题,晓苏却刻意避开了这个社会热点,他关注的是在两次看病过程中烛照的世道人心,是在商品逻辑主宰下人性的异化。

  村民林近山患腿疾行走不便,卖掉年猪,以每天一百一十元劳务费请光棍汉张自榜陪同,花五百元乘李兆祥的黑车,投奔当年村中下乡知青、现任行管局的副局长,赴襄阳看病。有了副局长的关照,林近山看病一路绿灯,张自榜趁势沾光,看了自家的性病,三百多元费用也一并由副局长支付。等候其间,李兆祥为见缝插针多捞外快,将黑车开出拉客,不料因不懂交规且系无证驾驶,被交警队扣留,罚款一千元并拘留七天,副局长派员疏通并代缴罚金,使三人得以返乡。车进自家地盘,李兆祥仰仗妹夫是镇交警队队长,得意忘形喝得酩酊大醉开车赶路,三人为劳务费、租车费又起争执,终于将车翻进深沟,把三人摔成重伤。

  《撒谎记》中的农民看病,因为上头无人关照,就是另一番景象了。的儿子摩托醉驾负伤住院治疗,按规定是不能报销医疗费的,在医院院长车前启发下,撒谎成打扶贫井负伤,让老实巴交的感激涕零:车前这个人好。他和我们非亲非故,却能一切为我们着想,这样的好人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

  然而对好人是必须表示感谢的,何况合作医疗结账是必须经院长签字的,表达谢意的物品是高档香烟,因为院长吸的最差的烟,也是五百块钱一条的黄鹤楼,这是熟悉内情的病友的指点;报销是需要村里出具证明的,而证明也不是白开的,村支书盘存又做笼子让破费了两百元饭钱;证明是需要加盖公章的,而公章却握在书记老婆手中,也是必须打点的。这还没完,眼看诸事停当,村民连赢却借口摩托车碾压了他几十棵油菜秧,以告状撒谎报销相要挟,又敲诈了一千元,最后牵走了家唯一的肉猪作抵。围绕一次住院报销,各色人等,均登台表演。比起院长的不露声色,支书的启发暗示,无权无势的村民连赢就是赤膊上阵了。连赢和艾蒿夫妇同属最底层的乡民,可是却没有一点惺惺相惜之情。赵弯车祸倒地时,正在现场的连赢冷眼旁观,未见施以援手,只是手机告知赵弯父亲,其时已另有盘算了,这种来自最底层的精神溃败,才是更让人痛心疾首的地方。


  《妇女主任张开凤》(《鸭绿江》2017年第5期)。这是一幅洋溢着喜剧精神的乡村风俗画,几个女人闹离婚的故事,使通篇充盈着明朗而乐观的情调,令人联想起莎翁喜剧中那些方方面面均高出男人许多的可爱的女性。女主人公张开凤,不但工作能力强,还像一个时装模特儿又贤慧又孝顺,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小说开端于张开凤受命密切关注村里的动向把离婚的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以免影响和谐村建设,并被许诺接任村支书一职。小说的主干情节,是以一线串珠手法叙述三个妇女闹离婚,而忠于职守的妇女主任则充当了消防队员,疲于奔命,四处灭火。三个妇女的丈夫,或者懒惰、赌博、败家;或者小肚鸡肠,跟踪盯梢媳妇闹出笑话;或者视媳妇为物件和外人利益交换。全是两口子也确实有点儿不般配的婚姻状况。张开凤在灭火劝和过程中,不得不现身说法,原来那三个男人的种种劣迹,被其丈夫孙喜九一人占全,且冷漠、自私、吝啬又在三人之上,而堪称人尖的张开凤,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却只能是如波伏娃所说的第二性,满脑子的大男子主义的孙喜九在屋里可以发号施令,颐指气使,甚至故意刁难摆治她。是谁给这位三间土屋里的君王加冕的呢?当然是我们称之为传统文化的东西,在国学热持续升温,弘扬传统文化呼声日高的今天,我们似乎无暇分辨和剔除其间裹挟的糟粕,就像昨天无暇分辨和吸收其间的精华而横扫一切彻底决裂一样。在和谐村评选中,离婚是一票否决。上头说了,离婚就意味着家庭不和谐,家庭不和谐就意味着社会不稳定。现在,是稳定压倒一切。这个上头的话音里,分明可以听到封建伦理纲常的余响,而最古老的礼教经一番逻辑推演,又和最当下的社会治理对接起来。令人唏嘘的是,这套高论不仅为上头鼓吹,也为下头奉行,这里下头并非指或不单指村支书王立社之类的基层干部,而是指以肖楚玉娘屋妈为代表的底层民众,尤其是老一辈人,你离了婚,我这张老脸没地方搁啊是句经典道白,它印证了一句名言: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男女不平等,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中均处于弱势地位,这种状态是一个跨历史跨文化的普遍存在,所谓女权主义理论,就建立在这一基本前提之上。中国妇女因为整体上未经过严格意义上的职业化,女性意识与个体意识都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我们欣喜地看到,现代文明的阳光,也终于照耀到僻处一隅的油菜坡,妇女不再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不再是从一而终了。

  《推杯换盏》(《作家》2017年第1期)。咋看起来,这是一个寻常故事:包工头王羊勾引了陶贵的媳妇毛英,看上去一副憨样,实际上精毬得很,比他娘的王八还精的陶贵,为了从王羊处得到盖房的钱财和钢筋、水泥,采取的策略是睁只眼闭只眼,故意装傻,甚至不惜在王妻寻夫时为之掩护。一待新房落成,怀恨在心的陶贵为了报复夺妻之恨,不仅设计让王妻捉奸而后与之离婚,还放火烧了王羊的老屋,使之居无定所。为了避免公安介入调查纵火案,毛英跟随王羊另投平顶山挖煤,而平顶山的储洞长却很快勾引跑了毛英。

  恩怨情仇,尤其是涉及男女关系的爱恨,是文学的永恒题材,想在这方面写出新意,着实不易。作家的高明之处,在于用鄂西北方言土语,采用多元第一人称,把一个原本俗套的故事讲述得妙趣横生,当两个男人为了同一个女人结下冤仇后,却又同时为这个女人带了绿帽子,原来他俩都是受害者,都拥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而现在都成了一无所有的光棍汉,互为寇仇的敌对情绪化解了,王羊为夺妻向陶贵道歉,陶贵则对王羊坦白了放火之事,小说在两个难兄难弟尽弃前嫌推杯换盏中结束。这是一篇很能体现晓苏特色的有意思的小说,至于意思背后的意义,是一个比较模糊的,可以人言人殊的空间,就留待读者去填补吧。

 《打飞机的傻哥哥》(《湖南文学》2017年第5期)。这是叙述人,我的傻哥哥、地痞杨梆、妓女黑耳几个人的一台戏。在南方打工的千里返乡,是为了按当地习俗,给傻哥哥过四十八岁生日,遇见同在南方某地谋生的妓女黑耳,为了缓解光棍汉傻哥哥的性苦闷,决定花钱请黑耳陪傻哥哥睡一觉。

  农村光棍汉是一个特殊的边缘群体,对这一群体的关注是晓苏独特的审美发现,而对其性压抑、性苦闷的揭示,则体现了作家的悲悯情绪与人文关怀,晓苏此前已经有《坦白书》、《松油灯》、《为光棍说话》、《送一个光棍上天堂》等等作品,且广受好评,换言之,沿着这条路径走下来,自然轻车熟路,但是会犯一大忌,即自我重复,文学写作的残酷性在于,对一个作家来说,重复自己与重复别人没有本质的不同,都是创造力不足的表现。然而晓苏不过是借用了一条叙事线索,醉翁之意不在酒,兄弟间的手足情深,妓女黑耳的良知善念,才是作者的用心所在,地痞杨梆掺合其间的寻隙滋事,更把这台戏搅动得摇曳生姿,打飞机的双关,花柳树的隐喻,或浅或深隐藏在文本中,显示着晓苏营构短篇的功力。

  《父亲的相好》(《钟山》2017年第3期)。这部短篇在晓苏的小说里颇显另类,甚至在短篇小说体裁中也不多见:它的时间跨度太长,从情窦初开的懵懂岁月写到安详宁静的黄昏暮年,几乎覆盖了男女主人公的一生。或许是因为不合乎教科书设定的美学规范,除了现代白话小说的早期作家偶有涉猎外,一般都不大敢取此章法。然而教条是死的,人是活的,优秀的小说,往往就产生在对既定规范的冲撞中。

  这是一篇读完让人心生暖意的小说。在男女之间的那点儿事就像洪水猛兽,一旦暴露就会惊天动地的年代,这对小学教师因为私情暴露而各受惩处,男的开除回乡务农,女的发配边远学校;光阴流转,岁月不居,虽然其间两人天各一方,见面机会屈指可数,这段深埋各自心底的情愫却并未被时空磨灭阻断,女人爱屋及乌,通过对男人的女儿,以及女儿的儿子的热情接待,通过对男人妻子因嫉妒患病的特殊治疗,男人则通过对女人信物的珍藏,彼此恪守了那份珍贵的感情。读毕全篇,方知作者何以要让尺幅短篇横跨三代人了,因为时间是小说里无言的见证人,男人自贬回乡,终其一生都在务农,几十年社会变迁如天地翻覆,两人能白头到老而初心不改,其感情之真挚、之纯净还容怀疑吗?正是这份情感的滋养,使平淡的生活有了滋味,让平凡的生命不再平庸,倘对比当今现世权与物对爱情的高度异化,则无异一遥远童话,小说温暖人心处,也正在这里。至于时间跨度的超长,作者通过叙述视角的精心挑选,即取三代人的中间一代,以女儿的身份,上接老父,下连儿子,再截取几个有代表性的时间点,便有效化解了时间与篇幅的矛盾,有效调控了叙述的密度。

  出乎意外

把反转式结局艺术推向极致

  出乎意外的结局Surpriseending),是西方评论家对欧·亨利小说形式特征打下的美学印记。坦率地说,这是一种相对古老的写作艺术,然而至少就短篇小说而言,这株老树仍然还有旺盛的生命力,何况即便是枯木,得遇天时,不也还能发出新枝吗?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所谓天时,即是慧心。这种结局艺术面对的挑战,是读者经久积攒的审美疲劳。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是反转式结局的基本要求,然而能够将意料之外变为意料之中的聪明的读者越来越多,作者与读者间的智力竞赛,也就有了朝更精彩处拓展的空间,就像人类对更高、更快、更强的极限追求,使固定程式的体育赛事依然精彩纷呈那样。

  从这个角度解读晓苏小说,不难看出这种反转式结局,是晓苏营构短篇的常用手法,即便仅以上述各篇论,基本上都能看出这种手法的影子,唯一例外的是《父亲的相好》,年深日久中的不变,才是流行语所谓平平淡淡才是真的印证,它的结尾是无需反转也不能反转的,作者采用的是象征意味深长的收束:我把一颗糖深深地藏在舌头下面,不动声色,让它一点一点慢慢溶化,然后再让糖汁慢慢进入喉咙,沁入心脾,融入骨髓。这段精彩的语言,既是男女主人公一生情感的概括,也是滋润读者心田的审美感受。

  将其余六篇略加解读,可以得出结论:对反转式结局的小说艺术,晓苏已经操练得得心应手,炉火纯青了。在这个过程中,晓苏不但在与读者的智力较量中屡屡获胜,一再彰显了作品的意思,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把原本属于纯粹形式上的一种写作技巧,升格为小说内容不可分割的部分,从而使小说的意义获得催化和增殖,用得上西方当代美学所持有机形式论者的一句话:形式即内容。一旦抵达这种境界,说这种古老的写作艺术在晓苏笔下臻于极致,应该是公允的评价吧。

  《推杯换盏》属于经典型也即常规性的反转,其基本要求一是叙述上需要铺垫蓄势,二是情理上必须反常合道,二者缺一不可。小说几乎通篇都在渲染和强化两个男人之间的仇恨,尤其是陶贵对王羊,诅咒其早就该死了,死了世上少一个祸害,这就使结尾的推杯换盏、亲如兄弟,产生了强烈的喜剧效果。为了使这一突转合情合理,聪明的作者让陶贵对毛英难以割舍,让王羊对毛英日久生情,即揭示了人感情的复杂性,又为两人的化敌为友寻找了心理基础。

  《撒谎记》的结尾,是作者在传统的欧·亨利式结尾艺术中以智取胜的典型案例。我相信只要是细心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都会在心里做一番加法演算,并且能大致预见到小说的结尾,因为这道简单的算术题,不外乎三种答案:1。得大于失,即报销金额>额外花费2。得不偿失,即报销金额<额外花费3。得失相当,即报销金额=额外花费。就小说叙事可能的三个选项中,其一属非反转式结尾,或曰生活性结尾,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都不会做亏本卖买,如此实写,则了无波澜,自然不合小说章法;其二就有了荒诞,有了幽默,有了晓苏所追求的意思,因而就属于反转式结尾,或曰文学性结尾了。估计大部分读者,都会舍12,可是晓苏跟读者的期待视野玩了点智力游戏,偏偏选取了介于两者之间,看似最为平淡的3。何以如此呢?个中奥妙,全在最后一句:艾蒿欣慰地说,总地算起来,我们也没吃亏,多少还占了一点公家的便宜。她的意思是说,这次撒谎总算没有白撒。劳神费力,折腾一大圈下来,不过得失相当,何苦来哉,当事人怎么还会欣慰呢?原来是觉得多少还占了一点公家的便宜,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感。若无这点欣慰,我们只会对这对受尽盘剥的底层夫妇抱以同情心,这一欣慰,方知在精神道德层面上,他们实在不见得就比院长、支书等人高出多少,区别只在有权无权、在朝在野,细想起来,令人唏嘘不已。

  《看病》不妨称之为双重反转式。乐极生悲,醉驾翻车,是一次反转,这是对一心钻到钱眼里的扭曲人格的戏谑,是对自持有交警队长权力庇护而无视规则的鞭挞;副局长被人举报违纪,巡视组与其诫勉谈话,则是另一次反转。前一次反转基本在读者的猜想中,后一次反转就有些出乎意外了,细读才发现前文已留有伏笔:省里的巡视组那天突然来了,行管局一下子就忙乱起来。前一次反转意在批判,现实针对性不言而喻;后一次反转好在余音绕梁:失去了副局长的庇护,三个身负重伤的人接下来该如何看病呢?顺带一提,这个带病提拔的副局长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只为下乡插队的房东关系,几十年不离不弃,殊为难得,小说中不过是个穿针引线的角色,却写出了人性的复杂面。

  《妇女主任张开凤》的结尾,可以称为声东击西式。经过从头至尾的铺垫,聪明的读者大都会猜到小说会以主人公的离婚,完成反转式收束,小说也的确印证了读者的期待,然而晓苏又玩了一个花样,结尾之反转,看似在离婚,实则在落选,准确说是不选之选,更深层的内涵,则在落选离婚构成的条件关系上。上面是来宣布新任支部书记的。但是,他们万万没猜到的是,新任支部书记不是读过高中,说话通情达理,办事热心快肠,天生就是一块儿当干部的料的妇女主任张开凤,而是人人都没想到的村会计。干部任免中变动的随机性、偶然性,是现行体制下的常态,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也并不罕见,正是这种万万没猜到人人都没想到的落选成就了张开凤,一旦摆脱了体制的枷锁,抛开了权力的诱惑,张开凤就解放了,自由了,无需再隐忍克己,可以听从心灵的召唤,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了。如果说莎翁时代的女性,追求爱情与自由所面对的压迫,很大程度来自宗教神权的话,那么当今中国,恐怕就来自世俗体制的牵绊了,不妨设想,假如张开凤顺利接任,她的婚姻家庭又该是怎样状态,明乎此,便可知其内心深处,是否也残存着些许官本位的影子呢?虽说不似《推牛》的副村长那么强烈。至于另外三个女人是否紧随张开凤之后呢,没有说,留白不是反转,那是留给读者填补的空间。

  《推牛》的结局,可以称为反转+延伸式。当故事收尾,一场合谋真相大白之后,小说的反转式结局就可以画上句号了。然而作者并未打住,而是略加延伸,写到奔走各系铃人,以求解铃,还英雄凡人的本来面目,以免被人继续敲诈时,却屡受恫吓,已居高位的当事人严肃地警告我说,你爷爷这个典型,是各级党委一起树起来的,你千万不要乱来!”“高云天烈士是我县的一位英雄楷模,他舍己救人的精神早已深入人心,任何人都别想往他脸上摸黑。谁要是想抹黑英雄,那他就是政治上有问题!不难看出,这一延伸,笔墨不多,却拉开了故事小说的距离,将喜剧因素、悲剧因素、黑色幽默尽注其中,呈现了悲喜交集的审美质地,荒诞性、批判性遂极大地提高了一个层次。它极具中国特色,因为它只能发生在中国这块地域;它又超越了特定的地域,因为当我们试图去寻找这一悲喜剧的源头时,会发现仅仅归之于参与运作的各级领导是远远不够的,在这些当事人身后还有一种无形的、神秘的力量,像22条军规那样左右着他们的言行,小说也因此获得了更大的涵盖面。

  如果反转之法,通常称为陡转的话(比如陶贵与王羊从恨之入骨到亲如兄弟,张开凤从劝阻别人离婚到自己离婚),那么《打飞机的傻哥哥》的反转,就可称为缓转了,那只是小说结尾处看似不经意的一笔,即道出妓女黑耳所患乃艾滋病,粗心的读者可能会不大留意,然而就是这一二十个字,照应了此前的铺垫,不仅点石成金,写活了一个人物,而且使小说的整体意蕴有了质的提升。

  妓女的形象在前辈大师的作品里多有现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雨果、小仲马、冯梦龙、孔尚任、老舍、曹禺,举不胜举。不同于中国古典文学中口厌肥甘,身嫌锦绣的妓女形象,西方文学中的妓女,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大致可以框定其原型,灵魂救赎可以大致框定其主题,社会批判可以大致框定作家的价值立场,黑耳无疑与后者靠得更近一些。头一次碰到的时候,黑耳还有些怕丑,眼睛东躲西藏,不敢正面看我,脸一直红到耳垂。后来见到的次数多了,黑耳也就无所谓了。由清纯乡村少女一变而为风尘女子,这是南方特区经济腾飞伴生的寻常故事,人道繁荣娼盛,晓苏只抓拍了一两个极富画面感的传神镜头,略去了其间无数的眼泪与辛酸,换言之,黑耳既可以以特有的方式,报复这个不公平的社会,也可以心安理得,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地接纳每一个顾客(嫖客),前者属极端行为,后者却是正常交易。当我(哥哥)不明就里,以为黑耳打飞机如同奸商买卖时的缺斤短两,耍了我们,想找黑耳算账时,方得知其身染艾滋病入院治疗去了。同是天涯沦落人,原来黑耳是不忍心加害于这个畸零人啊,借用杜勃罗留波夫评价奥斯特洛夫斯基《大雷雨》的那句话——“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这一线光明的评价,完全可以用在这个善良的妓女身上,因为尽管社会亏欠于她,其做人的良知善念,却并没有在痛苦中泯灭。至于杨梆受害,则完全是咎由自取,黑耳已经仁至义尽,当然就作家而言,那也是晓苏秉持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民间价值立场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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