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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苏乡村小说的形式探寻

2017年10月13日 14:48 王海燕 点击:[]

  持续近百年的乡村现代化转型为小说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题材,由农民进城、乡村失守引发的一系列城乡文化冲突以及乡村遭受的现代化创伤问题,成为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乡村书写的重点,譬如我们“眼”熟能详的人口流动迁徙、传统价值解体、家庭伦理失范、留守老人与儿童、土地荒芜等等。如果说这些话题因其不断重复的书写而逐渐耗散了其审美冲击力、仅仅剩下认识功能和伦理功能的话,那么有抱负的小说家在面对当下依然并未完成现代化转型的乡村生活时,他要关注的不仅仅是去发掘新的题材,也要去寻找、创造与当下乡村生活相匹配的艺术形式。因为只有具有审美功能的形式,才能使材料、人物、价值判断在新的审美形式中呈现出新质。“不理解新的观察形式,也就无法正确理解借助这一形式在生活中初次看到和发现的东西。艺术形式(如果理解的正确的话)不是给现成的和已经发现的内容加上形式,而是初次让人去发现和看到内容。”[1] 只有恰当的艺术形式才能完全照亮它所要表现的内容,反之,一成不变的形式则会遮蔽内容的重要性。

  一直致力于乡村小说创作的晓苏近年来在形式探索方面具有突出的表现。《酒疯子》《三个乞丐》《双胞胎》《道德模范刘春水》等小说一扫同类题材的单调乏味,或在精心设置的反讽语境中书写古老的权力崇拜与市场经济媾和后的乡村怪胎,或在复调多义的叙述话语中描绘市场意识形态全面笼罩下乡村里的种种荒唐行径,或在整体象征而又不无戏谑的语调中探测人心、情感、人性在外来冲击下的玄妙转变,从而带给读者不尽的审美愉悦与阅读期待。由前些年系统展示乡村伦理的颓变到近年来不懈探索小说的叙事形式,几乎每一篇都有形式上的创造与亮点,不能不说晓苏正在向更高的创作目标迈进。

  作为超越“单一视镜”、避免直接陈述的有效手段,反讽是现代作家普遍青睐的一种修辞形式。它通过展现表象与事实之间的对立或龃龉及潜在的破坏性,传达出比直接陈述更广博、更丰富的意蕴,表明人们对生活的复杂性或价值观的相对性有所认识。反讽艺术和反讽文学“既有表面又有深度,既暧昧又透明,既使我们的注意力关注形式层次,又引导它投向内容层次”。[2] 在早期小说创作中即显示出黑色幽默和讽刺才能的晓苏在新近的创作中表现出对反讽的极大兴趣。

  正在经历现代化转型的乡村生活也为反讽提供了深厚的现实土壤。仅就意识形态来说,近一百年来中国乡村大体上经历了传统儒家意识形态、革命意识形态、市场意识形态相互缠绕的变迁,因为所处地理位置与文化环境的千差万别,这种变迁并非整齐划一、有条不紊地依次更替与推进,而是在具体的语境和不同的代际中呈现出杂然纷呈的特点。譬如在一个村子里,七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可能信奉的依然是忠孝节义的价值观,五六十岁经历过共和国数次运动的人群拥有的是根深蒂固的“革命”情结,而四十岁及以下的青年则大多服从市场意识形态的准则行事。即使同一年龄段,也会因教育程度、家庭影响及个人气质而呈现出不一样的形态。如此纷繁复杂的思想观念支配下的乡村,不可避免地,它必然是庄严与荒诞、神圣与卑劣、死亡与新生、痛苦与喜悦等种种矛盾交织在一起的一个庞大存在物。心系乡村并时刻关注乡村变迁中现代农民精神状态的晓苏深深懂得这一点,通过反讽语境的精心设置,他不仅把当下乡村中的种种矛盾、荒诞充满智慧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而且让我们领略到癫狂背后的清醒、虚假之外的真实、繁华表象之下的匮乏。

  发表于《收获》2013年第2期的《酒疯子》,以一个乡村杂货铺老板第一人称的叙述口吻,让饱受多方面压抑的农民袁作义以酒后吐真言的方式,痛快淋漓地在白日梦中实现了对村长的想象性复仇。这个又穷又怕老婆的乡村男人,在村长黄仁仗着政治优势、经济优势长期霸占老婆的猖狂行径面前,只能忍气吞声、委曲求全。因为一不小心,像他这样没有任何资本可言的男人,很可能被“人样子不错”的老婆所抛弃,成为无数光棍中的一员。但并不愚笨的他却对村长的一切行为心知肚明、洞若观火,他只是没有与之抗衡的力量来反抗,所以只能借酒浇愁、白日说梦。就在叙述者“我”听他说酒话的过程中,一个凭借政治权力赚取经济资本并进而强化自己男性资本的现代村官形象呼之欲出。而这一呈现形式却是来自村长的对立面袁作义长期压抑之后在酒精作用下的虚幻复仇。如同阿Q想象“革命”之后要得到秀才娘子的宁式床与女人一样,袁作义的想象性复仇是村长患癌或是被抓之后他取而代之,成为代理村长。由此,袁作义发表了他的施政规划:先找县长做靠山,再到村里搞“八九十工程”,然后再卖掉集体所有的茶场。每一项工程与每一笔买卖他都可以从中捞取丰厚的提成。在私生活方面,他的理想是“找一个相好”。与过去的村官仅靠手中的权力就可以使女人就范不同的是,市场经济时代村官征服女人的手段除了政治权力,更多依仗的是雄厚的经济实力。当袁作义最后说出相好乃是村长的女儿黄蕊时,不仅叙述者“傻掉了”,连读者也受到了惊吓。

  “每一种反讽的基本特征都是在事实与表象之间形成对照。”[3] 一般来说,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对照越强烈,反讽越鲜明。《酒疯子》的反讽建立在袁作义事实上的卑微压抑与想象中作为代理村长行使权力的快意恩仇。有意味的是,作为村长的黄仁既是他的仇敌,又是他的偶像。他的白日说梦因不同语境的对照而具有三重反讽功能:其一,通过他的真实处境与虚幻梦想折射出他在精神上长期遭受的来自村长的政治、经济乃至于性等方面的压抑;其次,经由袁作义口述的多种村长劣迹与黄仁霸占民妇的事实劣迹的对照,以斑窥豹,不动声色地完成了对这一村官哈哈镜式的塑造;再次,袁作义代理村长的畸形文化心理与文学史上的经典诸如《阿Q正传》亦构成另一重对照,让读者深思近一个世纪以来民族文化心理中难以更易的最深层面。

  发表于《天涯》2015年第2期的《三个乞丐》,也是一篇叙事技巧十分高超的小说。善讲故事的晓苏以一个乡村饭店的主人与顾客为透视点,以三个乞丐的身份为线索,让饭店主人的故事、顾客的故事与三个乞丐的故事相互指涉,其形式上最成功的叙事策略之一就是通过对革命意识形态的经典宣传文本“老三篇”的植入,创造一系列的反讽语境,让革命意识形态话语与当下农村市场经济意识形态下的伦理状态产生强烈的对照与龃龉,不仅从更深的层面透视了当下农村光怪陆离的现实场景,而且也对试图以革命意识形态来修复、拯救当下乡村现实困境的理想主义进行了微讽。小说一开篇即致力于反讽语境的营造,乡村酒店由“新时代餐馆”易名为“老三篇食堂”,美人照换成了主席像,酒店的生意一下子火爆起来,可见老板是个善于经营的人,其机灵之处就在于他准确捕捉到了乡村时代心理的变化——在失序、多元的状态中人们对某种秩序的渴望。“老三篇食堂”的名字拯救了乡村酒店的生意,但“老三篇”能拯救市场经济大潮下躁动不安的人心和日趋解体的乡村伦理吗?小说通过三个有意味的反讽场景给出了答案。

  诞生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这三篇短文,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曾作为一项政治任务要求人人背诵,也借此完成了革命意识形态对普通大众的塑造。几十年的剧变过去,且看“老三篇”的道德理想与当下现实的距离:与《为人民服务》相对照的是退位的老支书及其家人的故事,小说并未正面揭示能熟背毛主席语录的老支书是否践行了“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精神,只从侧面透露了他的妻子以权谋私的一贯行径和女婿以权谋私拿回扣的悲惨下场。在妻子受气而死、女儿离婚而归这一“困难的时候”,老支书以“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自我安慰、自我勉励,毛著原文宏大庄严的语境被抽空,而代之以故事主人公“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凄恻与悲哀。《愚公移山》是小说中反讽对照最强烈的一个故事。能使施工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已不是愚公移山的传说,工人们更感兴趣的是现实版的按摩女宋至美和公公的暧昧性事。金钱、美女、性早已代替愚公成了刺激人们神经兴奋点的现实元素。万千一的故事与《纪念白求恩》并置,是两人都有一段“不远万里”的经历。白求恩主动来华,追求的是“国际主义的精神、共产主义的精神”;万千一被迫背井离乡,始终不离饮食男女的主题。就如当年万千一就曲解了《纪念白求恩》一样,白求恩那种“高尚的、纯粹的、有道德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有益于人民的”人格始终只是一个高悬于芸芸众生头顶之上的符号。三篇革命雄文,镌刻着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但当与之相匹配的政治背景、经济体制、伦理人心都已发生更易之后,只能给人留下“此地空余黄鹤楼”的喟叹。

  自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天才地提出陀氏小说区别于传说欧洲小说的“复调”特征以来,这个诗学概念经热奈特、昆德拉的发展,已经广为人们所接受。小说的复调也成为区别于传统“独白型”小说的基本形式特征。巴赫金指出:“是时代本身使复调小说成为可能。”[4] 一般来说,当一个曾经稳固的社会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动、意识形态和伦理价值取向等处于激烈冲突之中,即独白型世界的统一性已被打破之际,从艺术形式的选择上来看,多层次、多声部,能够呈现新旧世界的相互矛盾性和相互联系性的复调型叙述肯定比独白型更为合适。鲁迅的诸多小说正是因为呈现了那个时代与社会的多种历史力量与声音的复调特征而成为现代小说的不朽经典。深谙时代变迁与小说形式之关系的晓苏在近年创作的乡村小说中致力于小说复调的追求,不仅找到了与当下乡村多元化生活相得益彰的小说形式,也从整体上丰富了乡村小说的美学表现。

  小说的复调在具体的文本呈现中可以有多种表现方式:叙述视角的复调、话语的复调、主题的复调、文体的复调等都可以达至多声部对话的效果。“复调要求在一部作品的范围内存在众多各具充分价值的声音。”[5] 通过叙述视角的转换呈现不同人物对同一事件的认识与看法,是读者较为熟悉的一种。发表于《钟山》2016年第三期的《道德模范刘春水》即是通过村长罗日欢、岳母习久芬、女婿刘春水的多重叙述由外向内、由镇村宣传工作的展开到家庭遭遇的重重变故,再到当事人刘春水的内心世界层层剥开,让读者在震惊中看到当下乡村严重的“光棍”危机是如何与传统伦理道德纠缠冲突的。

  话语的复调是较视角变换更为复杂隐蔽的一种形式,它需要读者自己去领会叙述话语之间的对话关系。《三个乞丐》没有像作者前些年的小说一样直接书写乡村人伦关系在社会转型合力下遭受到的巨大冲击,而是在有关三个乞丐身份的复调叙述中多侧面、多角度地进行猜测与否定:由老支书一家的故事猜测其为“父—女—外甥”的关系;由施工队与宋至美及其公公的故事猜测是“公公—儿媳—孙子”的关系;由万千一的婚姻传奇猜测其为老夫少妻与孩子的关系。经由三个故事发出的多重声音,否定的是每一种猜测,留下来的却是传统伦理价值观解体后关于乡村现状活生生的剪影。在小说主体的三个油菜坡故事之外,作者意犹未尽地又从电视、收音机、报纸上巧妙地“借”来更多的叙述声音:三个乞丐的身份还有N种可能性。他们还可能是洪水中不相识的落难者、精神病院中走失的病人、杀人之后挟持亲戚孩子逃窜的奸夫淫妇。将视野由小小的油菜坡一隅扩展至四川、湖南、河南等四面八方,以小见大之意不言而喻。更让读者大开眼界的是,结尾的那对杀害各自配偶的奸夫淫妇居然就是姐夫与小姨子的关系,这与小说中的另外三个主人公:老板、打杂的、厨师也构成了对话关系。这三人本来就是姐夫与小姨子、小舅子的关系,年轻丰满的小姨子对颇有经济实力的店老板姐夫心怀不轨,而店老板姐夫也不拒绝有机可乘,厨师是未出场的老板夫人即姐姐派来监视他们二人的眼线。本来清清白白、温暖醇厚的人伦关系因为金钱、情欲、戒备、监视等因素的介入已变得面目全非了。三个乞丐究竟是何关系已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小说多重话语构成的复调叙述,展现出来的被欲望、金钱所异化的乡村伦理关系的惊人景象。

  发表于《长城》2014年第6期的《双胞胎》,出人意料的叙事效果也是来自其复调的叙述形式。小说通篇采取哥哥大鼓的第一人称口吻,从小到大,所有的好事都是弟弟小鼓所为,所有的恶人都是哥哥大鼓所为,就在母亲行将离世人们好奇地打算借此机会一睹大鼓真面目之际,母亲却说出了令所有人大吃一惊的真相:原来大鼓不是被送给亲戚收养了,而是在满月时就夭折了。借一个亡灵虚虚实实的讲述,小说中的可靠叙述(关于小鼓的)与不可靠叙述(关于大鼓“我”的)构成了难分难解、极具迷惑性的双声话语,其本质不仅仅是一个母亲对于儿子良好社会声誉的维护,而是人性固有的善恶两重性的精彩展示与搏斗。“如果小说真实反映了人类的存在,那么角色就都会有模棱两可的天性。”[6] 因为,从根本上来讲,人类本身就是暧昧的,人性本来就是混沌的。正如莫言在获诺奖之后所说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小说的迷人之处就在于它能展示出世界与人性那充满迷和悖论的不确定性的一面,小说家的职责在于描述而不在于解释。

  在这个传媒高度发达的时代,对于读者来说,缺乏的不是小说,而是难得一见真正有形式创新和精神探索的好小说。自鲁迅开始,转型中的中国乡村历来是小说家不曾忽略的重要领域,如何在沉重的乡村现实与轻盈的小说形式之间找到平衡,如何在精彩的故事与弹性的话语之间达成一致,如何在吸引读者与超越读者之间拿捏分寸,这是每一个致力于乡村小说创作的作家都不应回避的问题。在这方面,晓苏近年来的乡村小说为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有益启示。我们期待晓苏有更多的佳作问世,也期待乡村小说的整体创作水平再上新台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释: [] [] [] 【俄】M·巴赫金:《巴赫金文论选》,佟景韩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33页,43页。

  [] [] 【英】D·C·米克:《论反讽》,周发祥译,昆仑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43页。

  [] 【美】托马斯·福斯特:《如何阅读一本小说》,梁笑译,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302页。

作者单位: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

(本文原载《长江文艺评论》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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